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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腥风血雨-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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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你只带了两名战士,可你是副司令员,是那次行动的总指挥……”
  “你是说我没必要亲自冒那个险?那其实没多大危险!当然啦,如果是今天,我也可能派个别人进村去,可当时那个劲头,那个想法,跟现在大不一样啊!那时候的想法,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叫着:最能保证打胜仗的位置,就是指挥员的最好、最安全的指挥位置。”
  广场上空响起隆隆声。一队“银燕”编队飞过。那是苏联制造的米格17型战斗机。这种飞机曾在朝鲜战场上空击落过美国的“佩刀式”和“黑寡妇”,被空军战士以至全国人民赋予了“银燕”的美称。可是牛东贤和项河都知道,这种机型正在变得陈旧、落后了。
  差不多整整十四年以后,牛东贤在那个秘密地点与项河分手时,空中也有一阵隆隆声掠过。那是我们刚刚研制出来的歼8型机在试飞。这种机型总体上只比米格19先进一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有什么困难吗?”牛东贤问项河。
  “没有。”
  “有什么要求吗?”牛东贤又问。
  回答还是:“没有。”
  
  第九章文攻武卫
  
  
  46
  关于“八。六惨案”的起因,绝对不可能搞清楚了。它肯定将和“八。六惨案”的直接原因——谁先开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千古难解之谜。不过,作为一种“闲言碎语”瞎听听,倒是有人听见过一种流传在极小范围的传说;但这种传说不仅从来、也不可能得到证实,正相反,倒是一再被郑重宣布纯属反军谣言。这传说的基本内容是:有一次,米军长曾经召集手下几个负责“支左”的干部讲话,批评他们工作不得力,对中央精神缺乏深刻的领会,对斗争形势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估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提到那次送饭游行事件,说这次事件曾在上面引起震动,使“大院里那帮人”很有一段日子不好过。然后,他用了至少一刻钟谈了筹建“革委会”和“三代会”的问题,联合筹建和一派单方面筹建的可能性都谈到了。最后谈到武斗问题时,他强调武斗绝不是目的,同时又指出:马上就使武斗停下来也不现实。他指示说:关键是“文攻武卫”,你们要抓住这个题目,好好做一篇像样的文章!
  后来军政委在辟谣时断然表示:根本没开过那样一个会!就是说,米军长不仅没讲过这个话,连讲这个话的时间、地点都不存在。
  其实,即使退一万步,就算真讲过那个话,您能把责任推到米军长身上吗?历史地,也就是把具体事物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来分析,这些话并没有重大错误,完全没出大格。下面的理解是下面的问题。
  又据说那一段米军长的心情不大好,那倒是较有可能的。他从一些微妙的迹象察觉到,上面对康平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原来明确支持他的那些上层人物,说话的口气、措词有点儿让人捉摸不定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担心在他所不知道的高层,为了某种平衡正在进行讨价还价,最后把他作为一个交换条件而放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种预感未必全无道理。那么,他不愿意被轻易“放弃”,也在正常的情理之中。
  但是,这与“八。六惨案”之间根本谈不到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我们还是只说事实吧!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许,“联司”派调集了二十辆卡车,把本派的六百名群众送进了“红旗”派控制的地面。同行的一辆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不是来武斗的!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辆接一辆地停在路边。人们纷纷跳下车,提桶的提桶,拿纸的那纸,然后是刷浆糊,铺纸,写大字。六百人闹闹哄虹地挤在不长一段街面上,刷写着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要求停止武斗的大标语。街道两旁的所有大门都紧紧关闭着。“红旗”派的人一时搞不清怎么回事,都退回到屋里或院里,紧闭门窗。当然,在屋里院里,他们迅速地“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事后调查时他们对此并不讳言,并强调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一伙人开始敲供电局的大门。他们要到院子里去刷大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院里有人隔着墙回答:我们这儿有足够多的毛泽东思想,用不着你们多此一举。外面的人更起劲地敲门,还有人高呼:“毛泽东思想无往而不胜!”里面则发出了警告:你们胆敢挑衅,就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就在这时,有人打了一枪。如前所述,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打的这第一枪,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您就当它是走火吧。
  而实际上这一枪不折不扣起了信号作用。转眼之间,屋里、院墙里的轻重武器一起开了火。这儿,我深感重要的不是描写六百人挤在街面上夺路而逃的惨状,而是必须立即告诉我的读者:我们的人民是极好的人民!按当时的势态,这六百人确实真能被杀得片甲不留、就地全歼。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逃掉了;许多人还是逃上了卡车,而卡车是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开走的。
  当然也有倒楣的。三分钟以后,一度闹哄哄、乱糟糟的街面上,变得静悄悄、空荡荡了。“联司”派撤离时带走了全部轻重伤员,但是留下了十二具尸体。
  “联司”总部的宣传班子忙碌起来。因为找不到项光,阎绍直接主持笔杆子们起草了《向中央告急电》和《告全市人民书》。因为十二名死者中有俩人经调查出身成分不好,阎绍决定不予宣布,所以在第二天广为散发的《告全市人民书》上,加黑框的死难烈士遗像只有十幅。
  “红旗”派也赶印了大量传单,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指出“联司”派以刷大标语为名,行武装挑衅之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行动的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我方予以迎头痛击,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权利。再敢来犯,依然照此办理!
  由两军混合组成的执勤部队清理了现场,并在街面上搭起帐篷住了三昼夜,以防再起事端。由“两军”派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则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九七七九部队的代表强烈要求必须得出“‘红旗’派向徒手群众开枪”的结论;而军区的代表坚持认为事端是由“联司”派挑起的,“红旗”派自卫无罪,证据是供电局院墙外侧有新弹痕数处,显系“联司”派人员射击所致。双方后来总算取得了惟一的共同点: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枪,这一点必须查清。双方之所以能取得一致意见,是因为心里都清楚永远查不清。果然,查了半个多月。便再无下文。康平老百姓从此再没听人说起过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几时解散的。
  其实老百姓本来就对这种联合调查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对于事件本身也没多大兴趣。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个谈资,听听说说而已。部分人——他们要算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把两派的传单都找来看看,再不加评论地扔在一边,顶多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派头说:这问题到运动后期就清楚了。不愿或不敢参加武斗的人,自然更没有力量制止武斗。而武斗既然发生了,有人受伤,有人殒命,便也全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他们不再因红的血或白的脑浆而震动了。他们见惯了,变得麻木、迟钝因而冷漠了。他们开始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或者干脆把自己看作局外人,对那一切看都不看、想都不想了。
  然而——当局者迷。
  赵反不是局外人。当了一年多的总部武装总司令,他的心里、感情也越来越强烈地滋生出一股首领意识——当然,他不是政治首脑,而是一位“将军”。他心里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保持本派武装力量的强大,武斗时要打赢;二是保护本派的群众,不使他们吃亏,吃了亏要替他们出气报仇。他想:做不到这两条,还要我干什么?
  供电局门前街道上枪声大作之时,他正在医院里听取范侠生的报告。而在此之前,他又是被人从应文礼家叫到医院来的。
  从早上起,他在应家待了一上午。如果不是必须马上去医院,他本来要在应家待一天。自从应文礼死于非命以后,他每个月里总要有两天在应家度过。他深深感到,应文礼的死即使不是为了他,也是因为他。如果“九。一”那天早晨他找的不是应文礼或谁都没找,不管毛主席在北京怎么发号召,应文礼都不会“出来”,现在自然也就好好儿地活在家里。他觉得有义务“替一替”死去的徒弟,便自作主张地管应文礼的父母叫起了“干爹”、“干娘”,而过去他是管他们叫“大哥”、“大嫂”的。应文礼那一群弟弟妹妹,从前都叫他“赵师傅”,现在他命令他们改称“大哥”。这天也和往日一样,来到之后,他就动手干那些粗重的家务活:劈柴、挑水、修理院子里一小片菜地的篱笆,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然后,他率领着七名娃娃,浩浩荡荡开进了附近一家冷食店,给娃娃们每人叫了一份冰激凌。他自己要了一杯用糖精和香精兑成的不冒气的“汽水”,一口气倒进肚子里,然后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娃娃们吃冰激凌。他们都吃得极慢,生怕自己比别人先吃完。不幸的小八才五岁,缺少足够的克制力,别人的冰激凌还剩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已经舔光了自己的盘子。他那怯生生而又热辣辣的目光,依次把哥哥姐姐的冰激凌看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赵反的脸上,目光中有懊悔和歉疚,也有乞求和期望。赵反心头一热,想给小八再叫一份冰激凌,可是马上又有些犹豫,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娇纵之嫌,而应家的孩子是不应该、也娇纵不得的。这时,大姐姐应文华似乎已洞察一切,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剩下的冰激凌分了一半给小八。问题圆满解决,赵反竟暗暗出了一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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