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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这是发自心灵和感觉的自信，在这里
我找到了弥足珍贵的淳朴，沐浴在熟悉可亲的氛围中。
不过朱利安也说过，这些描述对罗杰•；弗莱同样适用。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就她姐姐于1930年和1934年举办的画展写过两篇介绍文章。这是其中的第一篇，弗吉尼亚对瓦奈萨的绘画，作出了形式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赏析，这种赏析是诙谐的，也是建立在她对她姐姐那敏感而固执性格的高度关注之上的。瓦奈萨的这种性格，不论对整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来说还是对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驻足于库林先生的画廊门口，我曾说过，妇女竟在邦德大街（BondStreet）举办画展，这既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许也根本不值得称赞。我的意思是，此事意味着画家对于裸体多多少少有些研究。虽然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业已普遍认可了女子的裸体，认可了她们在分娩时需将裸体呈现于世间这样的事实，但是直到六十年前，人们还是坚信，对于妇女来说，以艺术家的眼光，而不是仅仅从其作为母亲、妻子或主妇的身份来看待裸体，那就一定属于伤风败俗之事，因为它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破坏家庭的和谐。因此，妇女在广泛地参与慈善、社团、宗教以及其他事务时，都被要求裹上服装。
因此，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又都在壁橱里锁着一副
被迫守贞的姑姑的尸骸，因为她的父亲至死也不愿让她看一眼男子的裸体。于是，她进了修道院；于是，她远渡重洋，去了中国；于是，她没有结婚便与世长辞；于是就有了同她的遗骸一并从壁橱里跌落出来的六幅花卉图，它们是维多利亚女王当政时期，在萨里花园的某顶白色遮阳伞下创作出来的。
这些情况唯一值得我们记录的价值在于，它们说明，当你必须踏进画廊，对里面的作品作出评判之前，为了能够拖延这一罪恶时刻的到来（如果你既不是画家，也不是绘画的批评家的话），你就会多么犹豫不决，多么支吾搪塞地抓着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不肯撒手。要不是贝尔夫人享有一定声誉，而且有时成了餐桌上人们争论的主题，不少人肯定会去邦德大街散步，他们会走过库林先生的画廊，心里则想着道德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想着祖爷爷们、姑婆姨婆的事儿，想着任何可能的事情，只要它与绘画浑然不搭界，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来如此。
不过，贝尔夫人的声望是不可否认的。人们说，她是一名女子，然而她已经手握画笔，观察过裸体了。据报道（人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她是“女性中现在活着的最为著名的画家”。贝尔特•；莫里索（BertheMorisot）贝尔特•；莫里索（1841～1895），法国印象派女画家和版画家。、玛丽•；洛朗森（MarieLaurencin）玛丽•；洛朗森（1883～1956），法国女画家，以描绘优雅而稍显抑郁的妇女形象的精致水彩画著称。、瓦奈萨•；贝尔——这些就是当她的名字被提及时，你会想到的固定不变的词汇，而且也会使你因面对她的作品而感受到的困境，变得更加严峻。因为不论这些词汇的含义如何，它们肯定意味着瓦奈萨的画作象征着什么，或者它们就是什么，或者它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冒着风险而不予理会的。好比夜莺在外面歌唱之时将窗户关上一般，我们不想欣赏她的作品。
可是一旦踏入画廊，一旦被画布包围，这种在门口的犹豫不决似乎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这里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以令人感到困惑的呢？难道我们不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难道不是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为我们把世界点亮吗？难道从墙上发散出的不是宁静而温和的暖意，它将街道上的寒气驱散，让人舒适无比吗？难道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不是那葡萄园和橄榄树，不是那斜倚在深红色靠垫上的裸体姑娘，不是那站在正好没过脚背的淡绿色海水里的、全身赤裸的男孩吗？即便是19世纪的清教徒们，也会允许我们在2月的晦暝中得到片刻喘息，在这个安定而秩序井然的世界上享受一会儿自由惬意。然而，激励我们前行的并非清教徒，而是贝尔夫人。是她，毅然决定我们再也不应该懒洋洋地依赖花言巧语进行欺骗，或是轻率地对待沁人心脾的感觉了。在她的艺术里，有一种不肯妥协的力量。百分之九十九的画家，倘若真的被赋予了大自然独有的直观性，真的被赋予了对花草色泽和木石热度的感悟力，那么他们早就应该呈献出一幅又一幅经得起推敲的，高雅精湛而且万古流芳的作品，从而吸引我们继续前进。再说，倘若百分之九十九的画家真的具有讽刺感，具有那种能将华彩注入人们对那些19世纪80年代生活在迪耶普（Dieppe）迪耶普，法国北部海港城镇。的女人的嘲笑中去，使笑声为之一亮的讽刺感，那么这些画家便早就会画漫画和插图了；也早就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鹦鹉的滑稽动作，吸引到破旧阳伞发散出的悲悯之情，吸引到脚踝流露出的顽皮，以及鼻子的种种古怪形态，吸引到这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上去了。本来早就应该有所作为，以使那种普遍、纯真而又确实弥足珍贵的才华纵情挥洒，这种才华已在英国创造出了一个如此丰富的小说宝库。可是环顾这间展览室，我们却无法用那样的方式接近这些作品。没有故事可叙述，没有暗示可传递。山坡是光秃秃的，那些女子是沉默不语的，站在海水里的小男孩也一言不发。如果有肖像画，那么这些作品在美学上便等同于陶瓷水罐或者菊花，是表现模特肉体肌理的人体绘画。
从我们的上述论点切入（而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士仍然因为画中传达的美感而感到困惑不已），你或许可以换一个更加贴近的视点，来作进一步的考察。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摸索到贝尔夫人本人的某些想法，从而通过这样的侵入，来破译她艺术中的核心理念。当然，正如欣赏这里的众多绘画作品一样，当我们阅读同样数量的小说时，如果感受不到自己的阅读方式在心理上受到作家自身特点的影响，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一方法若被视为正当，应该自有其价值所在。但是，在面对贝尔夫人的作品时，我们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有人说，无论如何，贝尔夫人是女性，但是就在房间里的不远处，有人却说她也可以是个男性。有人说，她喜欢孩子，而有人添上一句：不过她也同样喜欢石头。有人问，她对服装有没有表现出独特的见解？有人回答，一丝不挂的裸体似乎也常令她无比快乐。那么，她是一个过分讲究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呢？她喜欢骑马吗？她是不是长着红色头发或棕色眼睛？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喜欢吃鲱鱼还是喜欢吃汤菜？难道她——因为我们的耐心已经熬到极限了——根本不是女性，而是女神和农夫的混合体，双脚踏在云端，而手中却剥着豆子吗？任何一位面对如此热情提问的作家，都会创作出一些令我们产生好奇心的东西。人们敢说，一位小说家很难在他长达二十七卷的小说里，让自己的个人生活免遭我们详细研究。但是贝尔夫人一言不发，她像坟墓一般沉默。她的画作也没有泄露她私生活的秘密。它们缄默不语，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为何它们能够激起我们的兴趣，从而鼓励我们前进的原因。如果说它们真的只对那些能在画布后面挖出路径，进入连其价值我们都一无所知的各种物质、通道以及关系中去的人们，才能产生丰富的含义——如果说她确实是画家的画家——可是为何她的作品依然会吸引我们驻足观赏？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情感，为我们提出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于，虽然贝尔夫人的绘画极富表现性，但是它们的表现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她的想象会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情感，不过当我们将它戏剧化，或者诗意化，或是把它译成一切忧伤的、生动的、美好细腻的、深奥的文字时，画面却从我们的阐释中逃脱了。它继续诉说着自己独有的话语。作品《育婴堂》（FoundlingHospital）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说，这里有一座雅致的老建筑，它已经为千百万孤儿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在这里，贺加斯（WilliamHogarth）贺加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作品讽刺贵族，同情下层人民，代表作有铜版画《时髦婚姻》、《浪子生涯》，理论著作有《美的分析》。作过画，仁慈的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潘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落过泪；在这里，那位曾经住在同一条大街左手边的狄更斯（CharlesDickens）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想必经常会因看到嬉戏的孩童而停下脚步。而这一切都不见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入室偷盗者到此光顾过，沉思者在此默默地思索过。它是一所令人失望的房子——可是，贝尔夫人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呢？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幅画，它祥和而布满阳光，并且非常寂静。画面呈现的是一座优雅的18世纪的房子，还有一棵姿态同样优雅的伦敦悬铃木。但是这里没有孤儿，没有萨克雷，没有狄更斯，没有入室偷盗者，没有沉思者，没有眼泪，没有感觉，唯一有的或许便是这个晴朗的日子。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的情感被这幅作品甩掉了。
然而，这些情感又被莫名其妙地归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