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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满街小妞儿穿得花花绿绿的时候，我也不会还穿着低档的夹克衫牛仔裤了。
我不知不觉站在长长的队伍中。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摸着那几张大票子，脑子里一直斗争着：买呢，还是不买？不买吧，还是买？“２元＋运气＝５０万！”那大红布条在阳光下迎风招展，每个字都像一团火，烧得我心跳；那首有名的闽南歌曲通过大喇叭一声声唱得响破了天：“一时失志未免哀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好运歹命总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会拼才会赢！”扩音器里传出的男中音，跟闽南男子汉敢于在商场上拳打脚踢的劲头一样火爆。我心中快要灭了的火苗子又突突燃烧起来。这时播音员还用女演员一样动听的嗓子嚷嚷着：“半个月前，就在这里，被一个小伙子开走一辆桑塔纳！一个月前，在这里被一个小姑娘抱走一台大彩电。先生们，小姐们，良机莫失，时不再来，大家千万要抓住发财的好机会呀！”
我的脚底板像被黏在大街的水泥路上，一步也挪不开。前头的购买者像疯了一样，每人买了一大把红红的彩票。一轮到我，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把已经捏出了汗水的７５０元掏了出来，也买了一大把红红的彩票。大家都知道这玩艺儿中奖的概率很低，没有买上几百张上千张，不会有希望。所以我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家当都押上了。我会如此发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项彩票半个月开一次奖，今天是最后一天，再等一小时就可以开奖。也就是说，仅仅过一小时，我就有希望成为大富姐！
买好彩票，我退到路边，等候开奖。这种玩艺儿其实是一种群众性赌博，那种发财梦足够叫千万人发疯。前头买了彩票的走开了，后头的还像潮水一浪一浪涌来。这时我才感到一身臭汗，天气实在太热了！我的天，这回如果啥也中不了，我可真的栽了，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得穿！
好容易熬到了开奖时间，几名穿着银行服装的男女把电子摇奖机抬了出来亮了亮相，公证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摇奖机又抬回大楼。一个小姐说，请大家快看大屏幕！大屏幕开头是一片空白，随着喇叭里喊了一声“开奖！”，在屏幕上显出一个透明的大橱柜，那就是摇奖机。一会儿，摇奖机里装满小球，再一会儿，那一大堆小球疯狂地跳动起来，又再过一会儿，一个、两个、三个小球往橱柜底部一个小孔下钻，这就是筛选中奖的号码。我觉得我这时候完全着了魔，街上汽车声人喊声都听不见了，眼睛死盯着那一大堆跳动的小球，心也像那些小球一样不住地狂奔乱跳，通通通地要蹦出胸口也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一片惊呼声，几个中奖的数字终于出来了，鬼眨眼一样在大屏幕上一闪一闪。我的天，有的号数离我买到的彩票数字还差十万八千里，有的虽然紧挨着，只差那么一两个数字，却也擦肩而过，反正没有我的份儿。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就被掏空了，眼巴巴看着那几个幸运儿领奖金，开汽车，抱彩电，高高兴兴走了。我这才掉了魂一样回到住处去。
一到宿舍，我就趴在床上哭了。和我同住一单元的方姐就过来安慰我。我说，我可是没活路了，把这月的工资全“输”光了。方姐就意味深长笑了笑，说，路就在你脚下，看你去不去走呀？我知道她给我指的是什么路，她做那种生意已经有好些年头了，也不用去打工，夜里到几家大宾馆走走，找个单身客房给人家打电话，问，先生，要不要特殊服务呀？陪人家聊天，陪人家过夜，就能挣到大把大把钱。就说住在这个单元的姐妹吧，我们是四人挤一间，方姐是一人包一间，她房里电视、冰箱、空调啥都不缺，身上呼机、手机、小坤包齐全，一出门总是招手打的，像个大小姐阔太太。方姐早就劝我跟她去“坐台”—这是她对她们那个行当的叫法，挺雅致的，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坐在吧台上兑酒卖烟哩—可是我始终没敢答应。
我前面说过了，我们村有个男孩子一直等着我。他叫陈彪，是我的同学。我们村在很高的大山上，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初中三年，我和陈彪都是一块儿去五里外的小镇上学，天天同去同回，在那条五里长的山路上建立起的感情，是不能轻易忘记的。
对啦，也可以说，这就是青梅竹马。可他家也很穷，读完初中就在家里扛锄头。最要命的是连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就约定好，我出外打三、五年工，挣些钱帮他盖起两间小瓦房，我就回村去和他结婚过日子。
因为我心里装着这个陈彪，方姐过去一跟我提起这事，我都是板起脸来一口回绝的。可是这回我没有吭声，只是躲在床头一直落泪。方姐坐在我床沿细声细气劝我。她说，小吕呀，今天可是一个特好的机会，一个大老板肯出大价钱，一开口就是三万，条件是刚满十八岁，还要百分之百的处女，我哪，没这福分了，只好让你去。你呢，合格不合格，自己掂量掂量吧！想好了，就打我的手机。
方姐说完就去“坐台”侍候客人去了。我一个人慢慢哭累了，口又渴肚又饿，才想起该去宾馆上班。不上班就没饭吃，这是非常实在的。可这个班我怎么也没有心思上了，满脑子都是 “三万元！三万元！”。端盘子的时候，我哗啦一下把一大摞青花瓷盘摔地下了，砸破五块小碟四块大盘。领班要我赔偿，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领班只好炒了我的鱿鱼。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出卖我自己！我一个农家女，从来没做过买卖。小时候，我爹在菜园里割点韭菜，挖点芋子，摘点辣椒、茄子、豇豆什么的，要我到墟上去卖，我怎么也叫不出口，一篮子鲜菜怎么背去还怎么背回来。现在可好，我得叫卖我自己了！
章大队长，任中队长，你们说我这样讲是为自己开脱。这也对。当时我的确也还有别的路。比方，我向方姐借几十块钱，买了车票回家；还有个办法，换一家宾馆再找一份工做。这些我都想过。可是，我哪有机会一家伙就挣三万元呀，我除非去偷去抢去杀人呀！我这样做当然是对不起陈彪，可是我下定决心就来这一回，挣到三万我就回家和他结婚。这事除了方姐谁也不会知道，我村里人更不会知道，我就做这一回，以后我对陈彪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也就扯平了。我就这样反反复复想了一个钟点，最后才去公用电话亭给方姐打电话。事实上，到了这个份上，我心里还是慌里慌张，给方姐打电话拨一次错一次，一直拨到第五次，我才把电话拨通。
方姐吃过晚饭才赶回来。我问方姐，是个老头吗？她说什么老头？我看他最多才三四十岁吧！我又问，是个丑八怪？方姐说不丑，有模有样的一个大老板。哎，你操心这么多干啥？方姐又教训我，要做这种事只能看钱不看人。打个比方说，你是个商店老板，人家来买你的货，又肯给你好价钱，你还能挑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我最后剩下一个担心：他是不是真能给我那么多钱？方姐说你放心，这是“小香港”当今的行情。我傻不楞登问，你天天都能挣这么多钱？方姐笑了，臭美你吧！这是第一次，叫“开苞”，我人老花黄的能值这价钱？记着，带上你的身份证，人家还要看你是不是十八岁哩。哎呀，时候不早了，你别磨磨蹭蹭的，快打扮打扮吧！
方姐非常慷慨地给我一大堆香水、香波、唇膏什么的，又借我一套质地很好的旗袍裙。一个小时后，我就打扮成个小妖精，由方姐领着向一家大宾馆走去。我当时的心情，有点像一头牲口被牵到屠宰场去挨刀。当然，牲口是被迫的，只有害怕；我除了害怕，还有几分自愿：我得承认，我非常非常需要钱！
方姐领着我进了一家三星级豪华酒店，乘电梯上了好几层楼，一路上遇见好几个穿工作服的小姐，我吓得头也不敢抬，方姐却笑眯眯地跟人家打招呼，可见她在这些大酒店混得很熟。最后，我们停在一间客房门前，方姐按响电铃。一个胖男人把门打开一条缝，方姐把我往里一推，神秘一笑，又跟人家飞了个吻，转身走了。
心一下子跳得十分厉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一个男人。我抬头偷觑他一眼，什么三四十岁呀，腮帮鼓鼓的，眼泡鼓鼓的，下巴鼓鼓的，肚子鼓鼓的我的妈呀！少说也有五十大几了，做我老爸绰绰有余！
后悔是来不及了，逃跑也跑不了，我想算了算了，就做一次牲口挨一刀吧！我头低低的站着。我准备他请我坐，请我喝茶，我想总有一个互通姓名、聊天说地、酝酿感情的过程吧，可是没有，我听见那个胖老头说，哟，小姐，好漂亮啦！
他像饿了一冬的狼，一下子就扑过来搂搂抱抱。
他说的是一种粤语普通话，什么句子后面都有一个长长的拖腔。他问，带着身份证了吗？
我把身份证给了他。他看了看说，嗯，不错，一九七七年生的，是十八岁啦。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