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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荒苄岬骄芍泄饨ú杏嗟母嗥ⅰ�1916年10月，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他，说是被人追杀，并且写了遗书。学过医的鲁迅知道这位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类精神病，他通过一个人的遭遇而窥察到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出《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作品。绍兴会馆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院内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后又迁入补树书屋——原有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故名。鲁迅住藤花馆时，北侧的嘉荫堂住着好友许寿裳兄弟二人。总算有个伴，可以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后，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于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
第三部分S：社稷坛 Shejitan
老北京有句夸耀本地名胜之流行语：“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要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间百姓的无穷想像。
直到1914年10月10日，笼罩着社稷坛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为中央公园，正式向全社会开放。其时清帝已退位，蜷缩于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后与南北军代表订立的“合同”，本应迁居颐和园的），而三大殿以南各处皆划归民间政府管辖。后由段祺瑞等人挑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赞助修理社稷坛，以辟作新时代的公园。开放的那天，第一批游客肯定觉得像做梦一样：只需掏钱买一张门票，即可自由进出于这皇家禁地，要放在从前，绝对是杀头之罪。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引自《山堂考察》）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的必经之路。兴高采烈的游客们，都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装有五色土的社稷坛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惟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设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
《大清会典》中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清代祭祀的礼仪异常繁琐，如迎神、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馔各诣晋位等，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也会觉得眼花缭乱。
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土地犹如树木，也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社稷坛改作公园后，平民化的茶馆随即搬了进去，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生意自然很好。看来在天子脚下，卖大碗茶都能发财。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个茶铺，成为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风景，何其逍遥？谢兴尧认为：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为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谢兴尧对中山公园的茶座情有独钟，还因为有许多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告诉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中山公园茶馆的老板真有福，白捡了一条这么精彩的广告词。
第三部分S：十三陵 Shisanling
到了北京，有两个地方是必看的。首当其冲的是紫禁城。透过紫禁城，可以详尽地了解皇帝的生（包括他的生活质量）；但要想充分地感悟皇帝的死（包括他的死亡观念），则应该去十三陵。只有在十三陵，你才能最强烈地意识到：皇帝也会死的。皇帝已经死了！
然而，皇帝的死比起平民则显得加倍神秘。
所以逛完紫禁城，最好立即搭车去看十三陵，这是一条古老的路线。假如你对皇帝奢华的生活无端地嫉妒，或许在他的坟墓面前，心理会稍有平衡，毕竟，他交出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哪怕是很不情愿的。他交出了金钱、美女、宫殿、江山，他交出了宝马、良田、衰草、斜阳，他交出了玉玺，交出了权力……
所有被劫掠、被征服、被霸占的，都将被归还。所有的神话都将破灭。
从紫禁城到十三陵，是明代大多数皇帝的必经之路。
只有三人除外。其一是太祖朱元璋，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下的孝陵；其二是建文帝，被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皇帝）打败，南京城破后下落不明，据说自缢于火海，可谓死无葬身之地；其三是第七代的景泰帝（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发动宫廷政变勒死，以王礼葬在玉泉山北金山口，他生前在十三陵地区预留的坟地也就作废了，这半成品百余年后改建为光宗朱常洛的庆陵，总算没浪费。
纵是陵墓，也充满了王者气象
夺建文帝之王冠的朱棣，迁都北京，营造了紫禁城。他在作威作福、尽享荣华富贵之时，已预先为自己的死亡作准备了：在西北郊昌平天寿山下修筑豪华的陵墓，即长陵，其规模与气势丝毫不比太祖的孝陵逊色。长陵的宝城（含城墙、坟山、方城）以及地宫，是朱棣登基后第七年（1409年）开工的，四年后建成。地面上的主体设施恩殿（祭祀之用）是今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大、最完整的明代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其东西长度及气势，即使紫禁城的太和殿与之相比，亦显得局促。永乐皇帝不仅在文治武卫方面好大喜功，对待死亡、对待身后事也舍得下本钱，丝毫不马虎。许大龄先生在赞叹长陵拥有十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