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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辛佐夫一起手挽着手并排走的时候，塔尼雅想起了身上带着的这封信。信还放在军便服口袋里。她也想起了，今天是他们第二次会面，她应该把那天晚上没有告诉他的话，一古脑儿都告诉他。
在他们还没走到谢尔皮林身边的时候，她还可以利用两三分钟时间把这一切说给他听的．
可是，当她听到他说了“我想你想得好苦啊”这句话以后，就更难下这个决心了。
塔尼雅紧握住他的手一起走着的时候，心里已经明白，在这留下的几分钟时间里，她什么也不会对他说的。不仅如此，她还感到害怕：要是自己万一说出来了，那可怎么办？因为害怕自己说出来，她甚至巴不得这几分钟时间过得越快越好。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为了使时间快些过去，她必须赶紧说些别的，来代接应当告诉他的那些话。
“谢尔皮林今天情绪很好，”她突然开口说。这是她所想到的第一句话，她开了这个头，就可以避免提到别的事了。关于谢尔皮林的这句话是不必要说的，她说这句话，是为了免得说出有关辛佐夫的妻子的那件应该谈的事。
辛佐夫点点头，拉住了她的手，让她走得慢些。
“别忙，不要紧的。等到他回过身来，我们马上就能赶到的……”他又重复了一句：“别忙。”
可就在他重复了“别忙”这句话之后，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把一分钟之前已准备不说的话：关于卡希林的，关于玛莎的，以及关于他们俩今后不能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原委，统统都告诉了他。
辛佐夫一直用健康的右手拉着她的手，这时忽地举起那只戴黑手套的左手，好象要用它来捂住睑，把听到的那些话挡住似的。等到塔尼雅不再作声的时候，他却突然说了一句使她感到莫名其妙的话：“已经要上车了，赶快。”
她没有一下子弄明白，原来这句话说的是谢尔皮林——他已经不再眺望河面，而是朝自己的那辆吉普车走去了。
“不管你们有没有谈够，反正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延长了。”他朝辛佐夫点了点头，但话却是对塔尼雅说的。“现在，在到达明斯克之前，你们恐怕再没有机会见面了。”
接着，他又朝塔尼雅看了看，发现她的神态跟刚才有些两样。她的睑色突然变得惨白，好象一个负了伤的人。
“司令同志，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塔尼雅说。谢尔皮林皱了皱眉头，心里想：“难道她跟丈夫谈了话以后，有什么个人问题要提出来吗？”
“说吧，你有什么事？”
塔尼雅赶忙说了起来，她说得又急又快，显得很激动。出手谢尔皮林意料之外，她说的不是私事，而是他们卫生部所关心的公事。她说，从保健、防疫的角度看，再把这个地方作渡口是很危险的：周围德军尸体堆积过多，有发生传染病的可能性。在把森林里和林间小道上的尸体清理完毕之前，至少必须把渡口临时挪到别的地方。
“你说的是重要的事，”谢尔皮林说。“就是话说得太快，象炒豆子似的，看来，还没有学会向上级报告呢。可你那些首长们在干什么？干吗尽搔头皮，却不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上来？”
塔尼雅说，她的上级正在准备材料，今天就要把报告送上来。
“哦，那你是为他们的报告提出根据罗，”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看来，是要这么办的。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你很负责，谢谢你。到明斯克再见。”他又朝塔尼雅看了看说：“你在各个卫生营之间跑来跑去，路上可要放机灵点几。听到炮响，别忙着往前跑，最好找个排水沟躲一躲，这样比较安全。在斯大林格勒，到了最后几天，德国人还有不少技术装备，可已经没有炮弹可打了！这儿的情况不同，这个地区正好是他们的弹药库。他们不会吝惜弹药的，相反，他们要赶紧把它消耗掉I
所以他们正不停地从森林里往四面八方开炮。我们的人就常常被他们的盲目射击送掉了性命！”说最后几句话时，他已经有些恼火了。他已经不单考虑到塔尼雅，而是考虑到：根据这个特殊情况，让前线医院过分靠近部队是危险的。必须通知卫生部门暂时停止往前搬。
他坐上车，回过头来朝辛佐夫瞥了一眼，看到他已在后面坐定，就向古特科夫挥了挥手：“开车！”
辛佐夫从吉普车的后座探出头来，瞧着站在路边的塔尼雅，瞧着她越来越缩小的身影，直到那儿突然停下一辆卡车把她挡住为止。这辆卡车就是她拦下来的，她也要跟在他们后面到别列津纳河对岸去。
“要谈的都谈了吗？”谢尔皮林问，但并没有回过头去。
“谈了，”辛佐夫答话的声音显得有点异样，因此谢尔皮林回过头去朝他看了看。
辛佐夫的声音虽然有些异样，但他的脸部表情却已经恢复常态了。谢尔皮林看到他的脸色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心里想：“这大概是我的感觉吧，”就转过头，把目光移到公路上去了。
第二十三章
就在这同一天，大尉军医塔尼雅在执勤时因公负伤。
要是换了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负伤是颇不平常的，但在这些进攻的日子里，卫生营里也好，医院里也好，人们对这种事都已习以为常了。有好些送到那里去的战士和军官，就是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同突围而出的小股德军发生小接触而负伤的。
在医务报告中不时提及在这种情况下负伤的病例，塔尼雅常有所闻。但这种事临到她自己头上时，却是来得那么突然，她还来不及感到吃惊，也来不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负伤了。
她乘卡车离开卫生营时，已经是大白天了。她同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还有八个伤员和一个卫生兵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伤员中间有一个手上和脸上负伤的中尉，塔尼雅本来要把驾驶室里的位置让给他坐，可中尉不愿意，他跟其他伤员一起坐在车厢里了。假如中尉当时并不坚持己见的话，那么，被打死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塔尼雅了。也许情况会变得大不相同。谁知道究竟会怎么样呢？生活中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简单平常而又莫名其妙的事。至少在出事后的最初几分钟里，塔尼雅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卡车的轮胎跑了气，又没有带备用轮胎。司机已经开了一个来回——把炮弹运到前线，再把伤员送回去，——没有时间检修车子。他不得不卸下车轮，补好内胎，再同卫生兵两人一起把轮子装上。手上和脸上负伤的中尉坐在卡车的后栏板上，撩起油布探出头来，给他们做参谋。其他的伤员或坐或躺，都没有离开盖着油布的车厢。
塔尼雅走到司机和卫生兵踉前。这个正在帮助司机修理轮胎、长着一张快活的圆脸孔的卫生兵，原来是她的熟人。还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我军从德国人手里夺下一个关着我军战士的战俘营时，塔尼雅曾同这个卫生兵一起抢救过那些还活着的战土。从那时候起，她就记住了他叫赫里斯托弗罗夫。
塔尼雅站在公路上，看司机和赫里斯托弗罗夫修补轮胎，后来发现司机对那个指手划脚地给他出主意的中尉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她觉得自己更是帮不了忙，就靠着驾驶室那扇开着的车门，在卡车的踏板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大热无，车门被太阳晒得发烫，培尼雅把肩膀靠在上面，感到有些热辣辣的。
她一边坐着，一边想着心事：现在该把自己口袋里的那封信撕掉了。已经什么都对他说了，还留着它干吗？她想起了辛佐夫的脸，想起了他听了她的话用戴黑手套的残废的左手捂着脸的情景。虽然她刚抽过烟，现在又卷了一根纸烟。而就在她卷好烟的刹那间，接连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
司机手里拿着螺帽扳手，平躺在后轮旁边的公路上。就在这个时候，几个手持步枪的德国兵从森林里走到公路上来了。
可能是因为躺在公路上的司机正好在她的眼皮底下，所以塔尼雅看到德国兵从森林里出来时，没有想到别在自己腰里的那支缴获的“瓦尔特”小手枪，而是想到了放在她背后驾驶室里的德国自动枪。司机的步枪是放在挡风玻璃上面的枪座里的，他在枪座里装了几个自己做的小弹簧，做得灵巧非凡，一伸手就可以把枪拿下来。而这支缴获的自动枪却放在驾驶室的地板上。
车子开动的时候，好几次碰到塔尼雅的脚。司机对她说，他也要给自动枪做个合适的枪座，不过不象步枪那样做在前面，而是做在右首的车门上。
她想到了这支放在她背后的自动枪，就抓住皮带把它拉到身边。不知怎的，她并没有站起身来，依然坐在卡车的踏板上，把自动枪抵住腹部，向德国兵打了一梭子弹。先打了一个长点射，这是朝所有的德国兵打的；接下来又打了一个短点射，这是朝一个手里扬着手榴弹，已经跑到卡车跟前的德国兵打的。德国兵手里的手榴弹不是他们德国式的长柄手榴弹，而是另一种样式，可能是我们的。当塔尼雅第二次朝他打了一个短点射时，德国兵已经扔出了手榴弹。她觉得好象是那个德国兵先扔了手榴弹，然后才倒下去的。也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是她的枪弹先打中了他，而后来呢，手榴弹不是他扔的，而是从他手里掉下来，滚到了车轮底下。
卡车底下轰的一声炸了起来，把塔尼雅从踏板上弹出来，甩倒在地上。她的头在什么东西上猛撞了一下，当她从地上爬起来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负了伤。她以为伤在头部。而实际上，她的头不过在卡车的栏板上撞了一下，只擦破了前额和脸颊上的皮，真正负伤的地方是被手榴弹的弹片打中的。弹片从卡车底下飞出来，穿过踏板，住她肋骨下面钻了进去，钻在高于肾脏、低于肺部的部位。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