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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米奇在桌子旁边坐下，笑呵呵地说：“我把方面军司令送走了。路上，他的气算是平息了一点，我代表大家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请您保重身体，否则两条老腿又要吃不消了。’这使我回忆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件事，”库兹米奇对谢尔皮林眨了眨眼睛。“今天，他一整天都对我用‘您’称呼。”
“这有什么不好？”谢尔皮林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我们已经忘记应该这样称呼了。”
“假如这是出于尊敬和诚意的话，那当然没什么不好，”库兹米奇表示同意。“而他很可能是出于这样的打算：好吧，你这个老家伙在你没进棺材之前，我就用‘您’称呼你！可是，随便说一句，方面军军事委员也不比我年轻，他和我同岁，也是一八八六年生的。”
鲍依科听了他这番话，不禁疑惑地看了库兹米奇一眼：他和方面军军事委员同年，这怎么可能！在鲍依科看来，库兹米奇是个老头儿；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还是个小老头儿。而李沃夫呢，就完全不同了。他尽管年纪也不轻了，可是既不能称他为“小老头儿”，也不能称他为“老头儿”。在他身上，有一种与这种称呼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许，在他身上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的那种长期身居要职的气派，使旁人没有把这个早已上了年纪的人看作老头儿。
“你有什么打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皮林问。他知道库兹米奇办事素来勤勤恳恳，可是已经有了一种老年人的毛病：工作到极端疲劳之后，感到自己有权休息一会，就不管对方有没有兴致，总喜欢唠叨几句。
“我的打算很简单。喝完茶，睡上三个小时，然后，晚上再到各条道路上去看看，不让什么地方出现破坏纪律的现象。否则，谁知道，我们那些老兄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大伙儿一直遵守纪律，努力坚持到底，现在到了最后几分钟，可别有人给坏了大事。我走了，”说罢，他戴上了制帽，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我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没讲？原来是我答应给您讲的那个故事：‘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
“讲吧，讲吧，”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是一个在旧军队里流传的故事。司务长教训新兵说，‘你记住，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我是长官，那你就是傻瓜；你是长官，那我就是傻瓜！’”
谢尔皮林和鲍依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一次也没听到过吗？”
“听到过的话，是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说。“这个说法倒是辩证的，值得记住。”
“好，都讲完了：我走了。”
库兹米奇走了之后，鲍依科突然遗憾地挥了挥手。
“忘了告诉他，我们已经要到了这个炮兵团，也让他高兴高兴……”
“明天他会知道的，”谢尔皮林说，他对他的副司令不全部知道司令部里的事情，一向是不大在意的。
就在这种一向不大在意的态度中，反映出库兹米奇在这个集团军里所处的地位，推而广之，也反映出象库兹米奇这样的副司令在其它集团军中所处的地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集团军副司令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他们不会提升为集团军司令，也不会去当参谋长，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参谋工作。同时，也不会派他们去当师长，因为他们都是从师长这个职位提升上来的。倘若有军长的空缺，也挨不到他们，一般总是选优秀的师长提升上去的。
在库兹米奇来这里之前，谢尔皮林曾有过两个副司令。一个是巴久克当集团军司令时留任下来的，他为人挺好，不过在军事上墨守成规。有一次，他照常在前沿处理日常事务时，在枪林弹雨之中阵亡了。
之后，派来了一个伤愈出院的年轻将军来接替副司令的职务。他在医院时渴望早日重返前线，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行。他来这里待了三个月，表现出众。这时，正巧有一个军长患溃疡病，已经到了穿孔的地步，可他还竭力瞒着别人。这时，只好把他从战场上换下来，这个军的军长就出了缺。当时，谢尔皮林认为，在几个师长中，还没有一个人具备当军长的条件，而副司令基尔皮奇尼科夫就在他身边，他宁可不要副司令，而不能让一个军没有人指挥，因此，就任命基尔皮奇尼科夫为该军军长。
这时，恰巧库兹米奇写来一封信。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因病住院，出院之后，晋升为中将。这次他写信来，自己坚决要求担任副司令这个职务。谢尔皮林就接受了。确切一点说，不是接受，而是表示他会同意的。后来，上边来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正式表示同意、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库兹米奇将军是个克己奉公、忠心耿耿的人。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二话。不过，严格地说，他在司令部里基本上是个事务将军，当然，这种职务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
谢尔皮林暂时离开部队的时候，谁也不会考虑由库兹米奇代替他指挥集团军。候选人只有一个——鲍依科。甚至不会考虑让其他人来代替司令。
鲍依科感到自己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他才能当第一副司令。他虽然对人严厉，但与库兹米奇相处，却可以说是小心谨慎。他不仅当谢尔皮林在职时，就是当谢尔皮林住院、他代理司令职务的时候，和库兹米奇相处得也不错，从不得罪老头儿。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奇本人，因其天性公正，在谢尔皮林从疗养院回集团军几天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了。
“扎哈罗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信，”谢尔皮林在库兹米奇走后，想起了扎哈罗夫。“大清早就下部队，一次电话也没打来过。”
“他现在还在前沿的什么地方兜来兜去，还不知道李沃夫已经走了呢，”鲍依科说。“他一知道李沃夫走了，就会回来的。可我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尽管大家对李沃人这个人议论纷纷，可我对他还是尊敬的。我和方面军参谋长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和后勤部部长也谈过。我对他们说，李沃夫不容许任何一列军用列车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不会让它开到友邻部队去。该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其他人谁也别想捞到！想从别人那儿捞一把的家伙有的是！他日日夜夜办理方面军的补给工作。我们现在有这么些汽油储藏量、弹药基数和口粮，要知道，这是李沃夫的功劳。”
谢尔皮林一直没有答腔。回忆起今天李沃夫那张疲惫不堪的睑，他想；“当然是他的功劳，大概功劳还不小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战争中更应该这样。”
谢尔皮林又和鲍依科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对鲍依科说，他将于二十二点三十分再到这里来，说罢，就回司令部去了。
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从清晨五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以上，但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谢尔皮林命令给两个军长挂电话，让他们向他报告情况，报告今天他巡视时发现的不足之处是否都已弥补了。然后听取了集团军工程勤务主任，或者，按老的称呼，工兵主任索洛维耶夫上校的报告。他是特地为此而把工程勤务主任叫到司令部来的。索洛维耶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军事工程师了，他不是那种急于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的人。原来计划要在进攻开始之前必须完成的一切工作，他都完成了，而且还主动地超额完成了。谢尔皮林给他指出的那些不足之处，他也都弥补了。可是，他自己对明天就要开始的这个战役的工程保证工作，还是感到不满意，他在报告完毕之后，临走时，忍不住说：“再给我们三个昼夜就好了，司令同志……或者，哪怕是两个昼夜也行。”
“亏你想得出，”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现在不要说三个昼夜，哪怕是三个小时，上帝也不会多给我们了。”
工程勤务主任走了之后，侦察处处长来了。原来，根据炮兵部队声测侦察的报告，夜里，在德国人的后方，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爆炸；这个情况空军夜航员也发现了，同时他们还发现，有十几处地方发生了大火。现在侦察处处长带来了一张图，他根据游击队总部提供的最新情报，在图上集团军将要进攻的地段上，标出了昨夜游击队在德国人后方各条铁路线上进行过破坏活动的所有地点。
“游击队已经把他们的静脉都割断了，”侦察处处长说，他年纪很轻，喜欢用形象化的言词。“今天夜里，游击队要切断他们所有的交通线，使他们寸步难行、进退不得！”
“不，切断所有的交通线，这还谈不上，”谢尔皮林说。“你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切断了，另一方就会修好。我们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游击队用这个办法使德国人的铁路运输量哪怕减少三分之一，那他们就算立了大功啦！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对游击队同志们的感激心情！”
谢尔皮林在让侦察处处长离开的时候，用严肃的目光对他打量了一阵。这是战役开始之前常有的事：各级首长一面用这样的目光最后一次打量自己手下的侦察员，一面心里忖度着：他的那些预测能实现的有几分，不能实现的又有几分？他认为这些预测的可靠程度如何？他对制订各种作战计划的依据—一预计和冒险的最终结合；到底有几分信心？
侦察处处长经受住了谢尔皮林那种仔细打量的目光。在这种场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补充自己的报告，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胖胖的、生性快活的年轻人经受住了对方的目光，仍旧为他从游击队那里得到的情报而感到高兴。他站了起来，象鸭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