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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顾雏军还沉浸在汽车梦里，而且似乎离他的汽车梦越来越近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以4178亿元的价格，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从而在家乡扬州布下了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而且在与国外汽车企业谈判和有关运作，以求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当年11月顾雏军完成了收购计划）。至此，顾雏军在完成一系列收购之后，他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曾有记者问顾雏军2004年有什么期望。顾雏军说：2004没有悬念。但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8月，波澜骤起。郎咸平的演讲，仿佛一脚踩在顾雏军的脚指头上。
曾有记者问：作为企业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顾雏军回答说：“我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但是很看重名誉。”看重名誉的顾雏军不像张瑞敏说“不需要回应”，他回应了，还相当激烈。
8月13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郎咸平“澄清事实”，停止对公司和顾雏军的“诽谤”，要求郎咸平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郎咸平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
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有关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
律师函仿佛是一纸最后通牒：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二、三两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署名Richard Butter的律师函最后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一项要求不被遵守，我的客户（顾雏军）将对你采取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事先通知。”
这是在相继“炮轰”了德隆、TCL、海尔等大企业之后，有“郎监管”之称的郎咸平首次接到来自被炮轰企业的律师函。收到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后，郎咸平在北京长江商学院举行个人媒体见面会并公布了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自己2001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威胁。他给记者提供了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的具体内容。郎咸平称：“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
针对律师函，郎咸平表示，其演讲根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形成结果。他认为，学术论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郎咸平表示，如果顾雏军认为其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但他又强调，“我个人及学术界决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哪怕对方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郎咸平同时透露，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还可能会进一步把一些资料和事实真相向公众公布。
郎咸平认为，目前在国内证券市场和产权改革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经营者信托责任的缺位”，他希望通过此次格林柯尔事件，使相关问题明朗化，并引起国家有关政法机关的重视。
在北京东方广场长江商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众多新闻媒体，与顾雏军通过律师提出的三点要求针锋相对，郎咸平发表三点声明：
第一，会充分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
第二， 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
第三， 本人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吻。
律师函“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到，8月16日下午4时，也就是在郎咸平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前一天，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香港高等法院递送了起诉状，以他个人的名义正式起诉郎咸平对其进行的“诽谤”。
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的当天晚上，郎咸平还参与了搜狐网站“财经经济学人论坛”的在线访谈。郎咸平在答网友提问时说：“必须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必须要坚定地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所以我正告中小股民，我不会退却。顾雏军在香港告我，这都不是问题，该怎么做自然有法律程序在那里。”一些网民则表达了对郎咸平安全的担心。他回答：“我已经48岁了。对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掩盖起来，天天跟这些老总吃喝玩乐去，大家都会喜欢我。二是公开，但我一生的心血都在这里，我不能掩盖或是放弃。”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流失，是各方面没有配合好。”他再次重申了一贯坚持的观点：MBO（管理层收购）不适合中国。他说，即便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不到01％的企业做MBO。而且，在美国MBO将处于美国证监会极为严格的监管之下，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做得非常好。郎咸平说：“而在我国，有的MBO现在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方法，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重视。”
“仍然处于战斗的兴奋之中”的郎咸平，第二天接受了《北京晨报》的专访。郎咸平认为与“顾雏军们”的交锋意义，在于国资流失问题。在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资产被暗箱操作，被某些有特权的人自己定价，“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报料说，自己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认为跟这些大企业‘过不去’是应该的，巧立名目攫取国有资产，这样的行为就该跟他们过不去！”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郎咸平语气坚定、从容不迫。
记者问：“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您怎么办？”
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2）
郎咸平答：“以我对顾雏军的了解，这是可能的。但我已经事先说过了，我已经48岁了，不怕他。”
记者问：“如果对方对您进行舆论攻击呢？”
郎咸平答：“这有可能，但我的案例分析是建立在公开披露的数据基础上的，除非他承认自己的数据有问题。我会按他更正后的数据继续研究。”
记者问：“要是德隆、海尔和格林柯尔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您呢？”
郎咸平答：“那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
记者问：“在这些公开对峙中，您有何遗憾？”
郎咸平答：“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这是他对国内经济学界的公开召唤。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1）
赵晓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公开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转眼10天过去了，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虽然郎咸平的炮弹在顾雏军这儿引爆了，但是郎咸平与顾雏军显然不是在同样的层面上对话。郎咸平的攻击是从企业财务数据的个案推演至国家有关“国退民进”产权改革方向宏大叙事模式的质疑，顾雏军则直接避开财务数据本身的锋芒径直拿“人身污蔑”说事，这样一来，最终呈现的格局仿佛是两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角度来看，郎咸平的一句“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足以让众多媒体关注消弭于无形之中。难怪郎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利益会把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可是，一场有可能沦为两个人之间恩怨纠缠的争论，怎么可能把“整个经济学界”召唤起来呢？
不过，恰在此时，《北京晨报》实习记者汪涵一句具有强刺激功效的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追问，让“郎顾之争”彻底改变了方向。
8月20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诘问《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一文。文章不长，只有700多字。但是该文直接引爆了横亘于经济学界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压抑多年的是非恩怨，并将论战的烈火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迅速而猛烈地燃烧到公众之中。全文如下——
郎咸平寒心了。
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ＴＣＬ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ＴＣＬ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做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