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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结论
文化研究认为，权力总是早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它发挥作用去规范、组织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同时为权力挑战提供条件。任何事物似乎都可以用权力来解释。这点在我关于概念架构的讨论中十分清楚，这些在文化研究讨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包括：话语、文本和话语实践。
我并不想与这种论断争辩，因为我的确不能说权力（或抵抗）不是总是早就存在于人们的所思所为之中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权力和抵抗看作是早就存在于人们的所思所为中的全部内容；在我这里，就是人们与电视关系中的所思所为。我的观点是，和权力一样，社会性也是早就存在于构成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的，如果文化研究者想承认这点，那么他们对权力的理解将复杂得多。许多文化研究者认为，在权力思考方面，他们早就已经说明了这种社会性及其在收视文化中的作用方式，他们认为，有关解读、实践、行动或主体性的思想可以充分地提供把握权力结构的社会基础。但是问题是，在所有上述内容中，社会性在什么地方？作为与“话语”对应的“社会”到底如何成为文化研究人员所解释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有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愿意把自治性赋予那些被称为社会性、社会和文化的东西，它们对应于话语、权力或抵抗？像文化研究分析人员一样，说这样的话是不够的，“好吧，我在此讨论的权力或抵抗实践当然是社会性的——这是我的理解，真的”；另外简单地把我和其他什么人所说的来源于电视使用的社会性或文化，同权力和抵抗语言结合起来，就如同现在的情况那样，也是不够的，这改变不了什么，真的。
现时代文化研究所需要的，是不思考作为社会性事物的权力时作出更为具体的努力。权力概念架构必须超越其权限，就是说，解释被称为权力的东西如何面对被称为社会性或文化的东西。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1）
我在关于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电视使用或说媒体研究的批判分析中，指出了它们所存在的局限性、不足和模糊不清的地方。我认为文化研究是当代电视使用研究中最复杂的一种方法，它使研究者能够把握住对象即电视中存在的社会权力和多元维度上的内容，说明这种权力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仅就这点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电视研究或媒体研究中的一把利刃。
但除了这点以外，当文化研究试图思考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时候，还向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文化研究者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把主体性、社会生活或文化实践概念化为与权力、话语的作用截然不同的东西。对于电视和其他媒体的这种分析考察了话语规则，从而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收视文化是内在于权力之中的。同样，集中讨论文本解读策略的论述十分清楚地揭示出，人们是意义创造过程中的行动者，而且以接受、协商、抵制各种权力效应的种种方式进行这种意义创造活动的。而且，话语实践这个概念架构本身涉及话语和权力如何以与人们的社会体验相符的方式而起作用的问题，有时这种方式是十分微妙的。总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分析中导入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新语言，结果，由来已久的指导着社会研究的种种假设，如关于自我一致性的假设、关于意义创造整体性的假设以及关于文化独立性的假设，都被视为假设而已，并且由于这个原因，被视为值得商榷的。现在，在思考电视使用或媒体使用方面，分析人员必须重新建立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社会基础，而不是简单地采取想当然的态度。与许多其他媒体和文化的批判研究人员一样，这个问题就是我所指的“主体性问题”。
的确，电视使用中社会性方面的内容目前可以用权力概念架构来说明。但事实是，从其目前在文化研究中被定义的情况看，权力概念架构不能足够充分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包括意义创造的实践和这些实践内部的思维和情感维度上的内容——这些内容与规则一起，发生于收视文化日常世界之中。如果权力概念架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真的没有必要试图把某种社会性的东西与有关权力和抵抗等概念架构区分开来，这些概念架构正是文化研究已经使用的架构。在我看来，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说这些概念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这种内心是生成电视使用活动中的人们的思维、体验和行动的整体部分之一吗？这个领域是否在目前的权力概念架构如话语、文本、实践甚至包括自我认同等架构中根本就没有得到把握？另外，我们还能不能说，即使在我们认识到权力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作用之后，人们的内心领域依然是以自我创造为基础的、以社会性为基础的整个文化实践的形成和再生产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还是依赖于作为实践的社会性基础的内心的观念，那么，我们在概念化和考察电视使用及其它的社会学意义时，能赋予这些观念何种重要性呢？
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在文化研究中实践和能动性是多元性的，特别是文化研究者论述了实践的对立性或侵犯性形式，在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称的“实践”——行动者，即人——的作用方面，存在着不清晰性。在当前的批判性学术研究的氛围下，重申有关社会的、有关文化的观念，就意味着要挑战文化研究分析家，思考他们对诸如话语、权力、自我身份、实践等观念的使用情况，以揭示他们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不能把握电视使用的社会基础。为了给自我创造的实践提供基础的工作，还不得不与文化研究区别开来。
实践概念中关于行动者作用方面的讨论不够清晰的部分原因，缘自于这样的事实：有些文化研究分析人员使用“自我认同”概念架构来解释构成人们日常实践的思维与行动过程。在所有这类论述中，认同有时被使用于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而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成份。
对那些使用自我认同架构的分析者而言，解读、诠释文本的过程被当然地理解为权力作用的社会性方面的内容。这些特殊的文化研究分析人员与社会学家一样，都认为自我认同是在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被建构的，他们而且认为，这是通常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结果。
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文化研究这一特殊团体的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自我认同被认为是作为物质利益、实践知识、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贮藏所而形成的，这些内容被赋予那些突出的社会置位上，如阶级、种族、性别等等。因此，十分有趣的是，即使在文化研究者头脑中，最为重要的是文本解读和诠释的过程，自我认同这种概念架构还是倾向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被使用，即所有社会中已经被建构的内容——结构位置、当下的不平等、客观利益、现存的安排、目前的知识和认识的意识形态等等，都得到了强调。
所以，当菲斯克、莫利、普雷斯以及其他人应用自我认同概念论述电视收视者接受、反对权力或与之协商的时候，他们仍然用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有关已经建构了的社会内容的权威性观念，解释认同的动机。一般地，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那些在社会中早已存在着的东西，对文本的解读或诠释才有可能发生，在这种事物体系中，通常的确没有必要进一步地探询诠释的动力机制，即进行诠释活动的人的头脑内部的复杂性问题，或进一步阐明所发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社会性的这些方面的内容既不能理所当然的加以接受，也不能将其归入早已被社会地建构了的内容的范畴中去。自我认同的确表达了媒体使用或文化实践的特定的社会内容。但这个概念在众多文化研究中被使用的方式，却使研究人员赋予社会过程的重要性沦为一种机械性，这种机械性只能说明人类的能动性在权力方面的弹性。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2）
即使研究人员在形成他们的论说时，特别提到行动的社会维度和话语维度这两个方面内容时，情况也是这样。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混合型的关于主体性与实践的概念，使某些研究人员在讨论自我认同时，既把它视为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也把它视为话语的结果；认为诠释活动有时既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