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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收视实践
本章将重点讨论代表了我所观察和访谈的人所体验的各种不同收视关系。在我的研究中，参与性观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我们进行深度访谈前的两年时间内，所以并不涉及参与访谈的那些人。在初步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几位工作人员接洽之后，我使用了“滚雪球”的抽样技术，抽样对象包括朋友、熟人以及那些我第一次与之一同看电视的同事。我尽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我的调查对象，但坦白地说在这一点上我做得非常有限。因为要找到那些愿意让我进入他们的私人空间并与之一同看电视的人有一定的困难。当然，由认识我并信任我的人把我介绍给访谈对象，的确很有帮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找到了8个场所并与其中的人建立了熟悉的关系。如果不是很频繁，他们乐意让我重新回来与他们闲处一会儿，然后一起收看电视和聊天。除此之外，我还经常到各种酒吧和餐馆。在那里，至少有一些顾客在某一段时间内会专注于电视上所播出的内容，使我在这类公共场合中也能够观察几个特别的体育节目——像“超级碗”（Super Bowl），NCAA篮球锦标赛，NBA季后赛等等。参与观察的第二阶段包括与我的访谈对象共同观看电视节目。访谈结束后，当我告诉他们我观察的兴趣，他们中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到他们家中，然后就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在晚上的黄金时段，我们一起看电视、交谈；或者静坐下来把频道调到一些比赛节目和白天的肥皂剧，当然这要取决于不同的情况。
在参与性观察后的第一阶段所得到的理解，让我决定采用开放结果的访谈形式。起初的访谈集中于像人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人们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构成了“好”电视或“坏”电视、节目的不同特点，如故事线索、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场景、风格等方面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他们所希望的地方接受采访。当他们思考并阐明关于他们收视习惯方面的想法时，我就能够同时根据他们的陈述提出一些新问题，以便于引出他们对当前问题的看法。这种形式的确让我取得了根本没想到的重大发现。
除了以上方法外，还有一小部分人以“日志”陈述的形式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电视使用的更为个人和私下的情况。在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中，我大多采用随机提问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收视习惯。我的对于收视关系的再建构就是在这种多样的经验性描述基础上完成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1）
看电视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节目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合理的，这通常意味着其中的某一方面恰好符合他们的切身经历或体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节目也通常会引起他们更持久的关注。这种有关合理性的判断表明了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活动的意义所在，当它与节目中的话语意义产生共鸣的时候，预先存在的节目符号就向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和意义方面转化。
在区分合理性节目与非合理性节目时，人们通常会把他们电视上所看到的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或在其它地方的所见所闻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他们都会为电视话语提供参照体系。所以，尽管当人们发现他们所认为的合理性节目时，人们经常会让自己，至少是思维自觉地投入电视节目的表象世界的话语结构中去，但他们同时也在电视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之间建构起了一种联系，以便使这种话语富有意义。即使看电视收视者在此过程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把自己归入了电视话语中，但他们同时作出合理性判断这一事实又表明了他们对电视所提供给他们的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在作出这种判断时，收视者从一系列节目中选择他们想收看的节目，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是具有思维自觉性的，而这种思维自觉性并不仅仅建立在对话语的简单接受基础上。
当人们界定合理的节目时，实际上，他们在说他们知道电视里的世界本质上是虚构的，然而他们仍然选择自觉地投入到图像中去。因此，他们的收视并不取向于他们对自身真实生活的逃避思想。人们的访谈陈述及评论表明，当人们寻找合理性节目时，他们的头脑中具有这样的理解：他所收看的内容或许是真实的。对绝大数人来说，给他们观看的某些节目贴上“合理”的标签也就意味着这些节目非常贴近真实生活，足以引起他们长久的关注。收看的确是真实的节目，或只是为了它的娱乐价值而收看节目，是否真实可信并不重要，这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给节目贴上“合理”或“可信”的标签是为了给人们的行为进行定性，从而使得符号系统的逻辑扩展到真实世界。
大量事实说明，电视收视者并非仅仅简单地接受电视节目并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我访谈之初，人们都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电视所反映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这表明收视者和电视节目所展现的社会世界之间的一种心灵与情感的距离。这或许是对一般人认为的看电视是浪费时间这一观点的一种辩护。然而同是这些收视者，他们又很快承认，电视确实是一种低成本而又方便的娱乐资源，使他们每天都能在充满激情地、想像性地参与他们自身之外的世界。毕竟，不管电视批评家怎么说，在闲暇时间可以用电视来放松和娱乐或许是媒体使用理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事实之一。
从最近对观众的分析中，我了解到观众所持有的节目“不真实”这种观点往往与解释电视使用的仪式性的程式架构有关，尤其是与人们从观看电视节目中所获得的乐趣紧密相关（Ang 1985；Fiske 1987；Radway 1984）。反复观看这些实际上是惊人相似的节目，它们的人物塑造及故事线索都具有可预测性，构成了电视的趣味。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受人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紧密地和电视节目的真实性观点相关的。
程式及其愉悦的观念说明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许多原因，但是还不够。然而通过分析收视者的合理性的判断，我们就能理解——而且是比以上方法更清晰地理解——当他们试图分辨“真实”与“不真实”时所涉及的思维自觉性与情感过程。
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投身电视时，仍然倾向于反映真实生活的节目，虽然他们很明白各种媒体及其节目制作是脱离现实的。这种脱离现实的性质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电视的娱乐基础所在。尽管人们对电视的非现实性有自身的实践认识，但仍会转而投向它，以求从中能获得一些比单纯的娱乐更多的东西。那些我曾访谈并与之一起观看电视节目的收视者对这种娱乐体验进行了区分，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不断寻找那些在某些方面能与他们的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体验相通的节目；这个世界指的是他们与别的家庭、朋友、同事所共有的一个世界。
本书用“合理性”这个术语来解释人们选择节目的标准，人们总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足够真实的，或者那些接近于他们的亲身经历的节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参与这些节目并且坚持观看下去。这种合理性可分为三个方面：人物塑造的合理性；背景和故事线索的合理性；故事线索的不可预见性之合理性。
我的研究表明，合理性判断最通常表现为：人们渴望电视节目为他们提供“有人性的”或是“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与收视者收看电视的同时所进行的访谈和交谈中，人们用不同的措辞表达了基本上一样的观点：所观看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形象应当始终如一地展现真实人物的情感特征。例如，有一位收视者认为，当电视能够表达你所能发现的存在于人类之中错综复杂的情结/情感时，节目才算具有合理性。其它还有些人认为那些“有感情的”、“脆弱的”形象比那些没有此类品质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合理性。更有一些人认为人物形象的“三维性”是合理性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此类人物形象能够表达人们希望能够在现实人物身上发现的“某些深层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