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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没有放弃用法律讨个说法——为我自己，更为真正的受害人。忍耐是种怯弱，抱怨绝无出息，想下地狱就可能抱怨太黑暗。这时，我才深切地理解，何建明的作品里为什么总是带着强烈的批判性，为什么揭露黑暗面的特别多；卢跃刚的作品里为何总是充满忧患意识；巴金老人的笔下为何总是直面人生，在调查报告中融入鲁迅式的悲愤；新闻前辈范长江为什么总是称自己是一名战士……这些文化战士，这些新闻战将，为什么如此看重新闻记者的人文意识，批判意识和精神意识……
面对社会上的“险风怒号，浊浪排空”，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都会有范仲淹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伤感；面对日甚一日职务犯罪的猖獗，记者当然不可能像侠客义士那样，寻一剑封喉，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斩于马下，记者只能举起手中之笔，义无反顾地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和批评。
因为揭开了一些黑幕，因为替弱者说了一些真话，我曾被人称之为侠客。但我惭愧、汗颜和彷徨……
五年前，当我因为揭露了太多的黑幕而遭受南方有关部门的打击，当我遭受到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同行恶意的伤害和诬蔑，当我带着满身伤疼被迫流亡京城时，我依然没有能够挣脱那由黑白道编织的网。
新闻记者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瞭望”，他们“瞭望和监测”的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激流险滩，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以新闻的责任，为老百姓摇旗呐喊，是有危险的，这也就使我在十年新闻之旅中多次历经了威胁、侮辱、封杀、诬陷、流亡、追杀和非法拘禁，让我透彻地感受到了末路狂奔的孤独和凄凉。然而，我没有停滞不前。作为记者，面对黑暗和丑恶，除了犀利的出击，我别无选择。
有人说，反腐反黑是“刀尖上的舞蹈”，实施舆论监督的一线记者们，当他们穿梭于新闻第一现场时，记者的职业就在刀尖上开始了。
去年记者节期间，《北京青年报》在一篇题为《干记者原来挺危险》的调查报道上称，据京沪穗三地展开的统计结果，58。4％的被访者认为记者行业属于高危职业；65。5％认为保险公司有必要推出“记者险”。在当今世界，记者是仅次于军人和警察的高危职业。是的，也许“记者险”能保证记者的医药费，但谁又能保障他们免遭心灵摧残？
记者挨打受骂早是家常便饭，记者因写稿而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是新闻：《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举报假水利工程而得罪了当地权要，被罗列了多种罪名而判刑12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帮助一被拐卖儿童重返家园，而冤陷圄囹，被中国记协负责人称之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最严重的、最典型的打击迫害记者事件！”；人民日报《大地》月刊社的蔡金海因报道了瑞安山区有“种植罂粟”，而被判入狱中……
从去年冬起，从中央到地方，相关政府部门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这当然是顺应民意的大好事，但是，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新闻记者呢？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台专门维护记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呢？
2004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以专门章节的形式确立了舆论监督的重要地位；2004年9月21日，北京市正式发红头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不能对新闻记者说“无可奉告”；最近，国家也正草拟“政务信息公开法”，提出如果媒体记者正常采访被拒可告官。但这些是否意味着新闻媒体和记者实施舆论监督时就能够畅通无阻呢？
针对舆论监督的艰难状况，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打骂记者，阻挠采访，是那些腐败官员最常用的手段，因为他们最怕自己的丑陋和罪恶被暴露，就以愚蠢野蛮的暴力手段对待新闻记者！为此，他更是多次在两会期间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出台新闻监督法，很有必要！
我奢望着，憧憬着，我的心灵深处被一束神圣的强光照耀着。
世界一片朗然。
石野
2004年金秋于京郊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1节 怀揣83元闯广州（1）
1994年初夏，当我背着背包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时，我背负着美丽的梦想和憧憬，决定闯荡羊城，以圆我的记者和作家梦。
无法想象之后的十年间，从南国到北国，从羊城到京都，我的新闻之旅竟会是如此的跌宕起伏，云波诡谲。我在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中演绎着我的职业人生。
那时，刚从部队出来的我并不知道，在这羊城繁华世界的灯红绿影下，也隐藏虎穴。自从我踏上这块被成千上万的外来工淘得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羊城马路，我的生命就开始经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从湛江走出来的我身着一套陈旧的海洋迷彩服，将全部家当装在背包里，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地方上一位毕业于某高校、其父是当地富翁的女孩子。痴心妄想地爱上后，无情的现实却一下子击碎了我的爱情梦。生性倔强的我不顾他人的劝告，决定以流浪的方式来忘却失恋的忧伤。
其实，广州对我而言还不算是完全陌生，早在我当兵前的那年暑期，我在一位老乡的哄骗下曾来到这里“淘金”，那厮在“帮助”我花光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丁点儿血汗钱后，就来了个脚底抹油，悄悄溜了，扔下一个举目无亲、手足无措的我，害得我甭说回家的路费，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走投无路之余，我只好找到了民政部门，对方回答道：那你就进收容站吧。懵懵懂懂的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收容为何物，居然还真的攥着对方开的一张请求收容的条子来到了附近的收容所。一打听，几个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瞪着眼睛告诉我：收容与进看守所差不多，既没有自由，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在里面要干活，直等到你挣到一定数目的钱以后，才会用一个破旧的火车皮拉你回去。一个露着满嘴大黄牙的广东佬歪着头看着我：个傻×，你还不如跟我们一起混，保你有钱花，有饭吃。出门在外，我最怕挨上那不光彩的事儿，只好另想办法。于是，我径直朝广州火车站走去，决定偷偷地扒火车回去。最后，我到底还是爬上了一列开往武昌的直快车，一路上想方设法躲避查票，揣着一颗咚咚咚直跳的心，终于踏上了湖北的土地。
四年之后的今天，我像一条鱼，又一次游入了广州这座城市。跟随着一大群男男女女，浑身臭汗的我好不容易挤出了火车。我东张西望地来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边，不知所措。人海茫茫，我整个人也茫茫然。此时我除了身上这一套旧军装外，包里仅揣了83元钱！这是我彻底抛开湛江那位千金小姐的爱情后身上仅剩的现金了。我相信，凭着我在部队发表的那一大叠作品和那些立功获奖证书，还有一张老家湖北省黄石市作家协会会员证，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得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此时，头顶上的那轮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把我面前的世界炙烤得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流花火车站附近的行人熙熙攘攘，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如过江之鲫。我知道，我的这双脚一踏上羊城这块土地，就注定了要过着露宿车站的流浪漂泊的生活。此时此刻，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很快先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一大群操着四川口音的民工从我背后的出站口汹涌而出，他们很快就把正在踯躅不前的我裹挟在人流中。我看到这些背着大包小包、灰头土面的民工们，将满是淘金的希望绽放在他们净是汗水和灰土的脸面上，让头顶上的太阳炙烤得闪闪放光。他们在一个小头目样的小个男人的带领下，尽管一个个让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得佝偻着腰身，他们却一个个兴奋异常，仿佛来这儿不是靠血汗和苦力挣一块块的钱，而是来这儿的土地上捡钱似的。
他们满怀希望和憧憬的表情感染了我。我看到他们前呼后拥地上了一辆“广州火车站——中山大学”的公共汽车，不知是他们上车的热情吸引了我，还是就这辆车人少，反正，鬼使神差，我也跟着上了车。一直到了新港路的中山大学，也就是终点站，我又跟随着这伙四川民工下了车。
下车后，我又是一片茫茫然，不知应该往哪儿去。在我的对面就是闻名遐迩的中山大学，大门顶上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名，在阳光照映下，显得熠熠闪光，令我这从没有进过大学门的外地人汗颜。我想，要是我也能在这儿念上几年书后毕业出来，也许找起工作来要容易得多了。
在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我早已是又干又渴了。我跑到旁边的一家报亭买了几份报纸，又买了一支大雪糕，几口下去，还是不解渴，干脆买了一瓶矿泉水，灌了大半瓶下去，才算止住了渴。我顺着中大的正门，像只无头的苍蝇，沿着新港西路往西走去。
刚走不远，无意中我发现有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老在我的后面跟随着。只见他们时而凑在一块窃窃私语，时而又分开在我的后面跟踪着。奇怪，他们为何要跟踪我呢？此时我正走到一家技校门口，正要歇口气，刚停住脚，那三个小青年就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那不怀好意的眼睛直盯着我上下打量着，其中一个还嬉皮笑脸的，似乎我的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似的。我看到他们冲我不阴不阳地笑，我就也冲他们笑笑。谁知看到我有了反应，其中为首的一个胖子呼的冲上来，一把拉着我的衣领，怪声怪气地问道：“喂，你身上这套迷彩是从哪儿弄来的，不会是偷的吧？”“这肯定是偷来的！一个乡巴佬哪里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