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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0-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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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朝廷为表彰天下廉吏,刻印《彰善榜》、《圣政记》,高斗南也被选中。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2)

    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而且最后得到了皇帝的表彰,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朱元璋对待臣下极为严厉,地方官有一点小过错就会遭到严厉处罚,但当他得知官吏爱民时,也会马上予以奖励、提拔。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毕竟与其他帝王不同,这也是朱元璋执政的一个特点。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在《大诰》中,他对官员下乡扰民表示出强烈不满: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于是,他对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予以严惩,将他们逮赴至京,斩首于市。    
    朱元璋关心民生,心系百姓,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因而,凡有灾荒,他会要求及时赈济救助,如果没能及时赈济灾民,他不仅对不如实报告灾情的官吏深恶痛绝,而且会为之长时间感到歉疚。《大诰》中记载了他的一段话: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猾吏,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致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奈何。总之,从这些自我反省的话里,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平民情结。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所以他说,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    
    然而,一般的监督和常规的制度并不能使贪官污吏感到震慑,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    
    下面我们说说空印案。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的一件大案——空印案。    
    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要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信,逐级核对无误方可通过,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户部要予以驳回。这时地方官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特别是边远地区,动辄数月,地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1376年),这种使用空印文书的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了,他认为各地方官存心欺蔽,“其中有奸”,大怒,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为哥哥郑士元上书诉冤,说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印文书不应治罪。他说:“陛下想要严厉处罚使用空印文书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书,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书必须加盖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钱粮所用的文书册,是两张纸的骑缝印,不能和一张纸上一个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况一般人还得不到呢?各地钱粮之数,府一定要与省相合,省一定要与部相合,经过多次核对,到户部才最后确定。省府离中央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洄千里,书册核对完成后回本地加盖印信,往返必须要用一年时间。因此,就先加盖印信而后书写,这不过是权宜变通的办法,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怎么能对他们加以追究治罪呢?而且国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规定向天下公开讲明,以后有违犯的人就可以治罪了,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现在的情况是,自立国至今,没有关于使用空印文书违法的规定,各部门一直按习惯做下来,不知这是犯罪。如今忽然要给他们治罪,怎么能使受诛杀的人口服心服呢?”    
    他又说,朝廷选拔贤能,把他们安排到各个位子上,这些官员得到这个位子,都十分难得。一个官员能够当到郡守,都是数十年努力的结果。这些通达廉明之士的头,并不像野草一样,割了以后可以再生。陛下为什么对那些不足以治罪的过错给予治罪,而损坏了那些可用之才呢?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    
    郑士利事先已料到,如果给朱元璋上书,肯定会招来杀身横祸,但他希望“杀我,生数百人”,要以自己的死,换来数百人的生,因此冒死上书。朱元璋果然大怒,追究主使者。郑士利说:“只看我的上书是不是有用就够了,为什么要追究主谋呢?我既然为国家上书提意见,就是死也是应当的。哪里用得着谁为我主谋呢?”朱元璋不为所动,结果郑士利还是被定罪,与郑士元一同罚到江浦做苦工,数百名用空印的人被处死,牵连者无一幸免。    
    一个为人请命,为国言事,敢拼死而谏;一个铲除奸邪,坚持到底,决不留情。迂而直,朴而鲁。只为信念、理想,生死置之度外,褒贬在所不计。不管他们谁对谁错,读史至此,能不感慨兴叹!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郭桓案之谜(1)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一桩震动天下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案爆发。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把仓库里的粮食据有己有,接受地方官的贿赂,和地方官勾结起来共同作弊,涉案数额非常之大,范围十分广。朱元璋出以重手,致使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郭桓案涉案数额之大,范围之广,不仅遍及浙西四府,而且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要知道,当时全国相当于省级政府的布政司一共也就十二个,说白了,这个案子扫荡了明初政坛。    
    那么,这个郭桓的犯罪事实有哪些呢?按《大诰》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件,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五府州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即所谓“兴王之地”,由于这里长期承担粮饷夫差与徭役供给,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地方民田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官田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数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并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作弊私分了。    
    第二件,户部官收受浙西秋粮,应该入仓四百五十万石,郭桓等只收六十万石入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牌价折算,可抵了粮二百万石,其余一百九十万石不曾入仓。郭桓等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贿赂,致使府县官黄文等人勾结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将其私分入己。    
    第三件,浙西各地有关机构,在征收税粮时,对百姓的扰害甚如虎狼。我们列出以下的例子,就能看出这种横征暴敛有多么触目惊心了:官府折钞征收秋粮——就是让老百姓交钱充抵税粮——府、州、县官,每发米一石,应该折钞二贯,但征收者巧立名目,征一石米就索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看管仓库的)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和沿江神佛钱一百文。有的读者可能不明白:什么叫沿江神佛钱?这个钱,其实就是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这样征收,可谓花样出尽。于是,一石米除折钞二贯外,又征收杂费九百文!    
    第四件,户部侍郎郭桓等官收受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纳草人徐添庆等户的赃钞,不征收应该收缴的马草,却向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农户多收取,以补足五府州所欠数目。    
    第五件事,也是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顽大户伙同仓官在豆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仓一间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奸顽搀水交纳,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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