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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俱全。借灯市口一所中学上课，每周三个夜晚。我曾多次为上课与团组
织活动冲突请假受批评而感到烦恼。我在夜校足足学满两年，最后通过考试，
拿到毕业文凭。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同志，姓赵，脸上老有两片红潮，不知是因为羞怯
还是身体不好。她主要做教务工作，不是俄语教师。她曾很抱歉地说自己也
在学俄语，因为杂事多，程度快赶不上我们同学了。她是一位热心的组织者，
当时这样的人很多，现在不知怎么的很少见到了。
教我们的老师姓李，是某中学的俄语教师。他戴副眼镜，是很和蔼的一
个中年人，鼻尖有点发红。同学们听说他爱啜两口酒，一次过年凑了几块钱
买了两瓶二锅头送到他家中，他很高兴。他的语法、句法讲得特别清楚，这
使我受益非浅。我学英语对语法可说是囫囵吞枣，学了俄语才回过头来弄清
了英语语法上的许多问题。俄语的变格、变位使我着迷，我惊诧于不同民族
在语言上能有如此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对我警惕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大
有好处。
再谈谈班上的同学。我的妻子（当时还未结婚），和我每次一起去上课，
班长是冀东老区来的一个女同志，总管她叫“小鬼”。我和“小鬼”经常闹
点小矛盾，因此有时会出现两人在马路的两边，平行地分别走去夜校的情景。
从作家协会去的一个同学是《文艺报》的一位校对，是个“留用人员”。他
上课时课桌上常放一瓶药水，想是刚从医院出来还来不及回家吃晚饭。听说
此公解放前为小报写武侠小说连载，笔名叫杨六郎。我觉得他能创造出我小
时候为之神魂颠倒的艺术世界，对他很有几分敬意。可是几经试探，他总不
肯提他的“当年勇”。他来学俄语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没到毕业就不见他来
了。班上学得最好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社一位姓袁的同学，后来见报上有他写
的国际问题的文章，想来他学的俄语已派上用场。学习行将结束时，班主任
布置每位同学分担译一本书中的几页，说是请人校订后将来出版。后来也跟
人间许多事情一样，没有了下文。
我学的俄语绝大部分都交还给老师了——我后来还自学过两种外语，也
都忘了。但是这却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拉开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多少
窥见一种文化的堂奥。有如一个戏迷，真的从前台来到了后台，像梦中希望
那样，面对面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明星，在幕布后面，在化妆室里，甚至还见
到了她的雀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甚至汗味。这和从台下观看是绝对不一样
的。我曾在词典的帮助下，从原文阅读屠格涅夫的《木木》和契诃夫的《带
阁楼的房子》（最后一句是勾魂摄魄的“米修司，你在哪里？”），也试着
将莱蒙托夫的《帆》译了一遍，尽管已有名家的译文。1958 年下放到怀来，
我和因胡案罹祸的冯大海，曾对着空旷、寒冽的乡野，大唱“冰雪遮盖着伏
尔加河”与“假如我雅可夫是一条狗”。我们嗓音未见得佳，但我们唱得多
么“投入”，尽管我到今天仍然不明白雅可夫干嘛想做一条狗。冯兄也许明
白，但他经不住一次次折腾，已在“文革”中“自绝于人民”了。至今，听
到《苏丽珂》那个奇峭的起句“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不，只要听到无与
伦比的俄罗斯男低音和尖利得有些刺耳的农妇假嗓齐唱，我的心便会抽紧。
啊，那样甜蜜而又痛苦的青春岁月，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从未出过那么多汗
我从小便是个平凡的孩子。爱玩，却不算特别调皮。我从未被人目为天
才，不像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里所写的那样。只是在进入初中以后，我
发现我作文写得比别人快，而且也有几次被老师选中，贴在墙上，供同学们
欣赏评论。
从那以后，我开始向报纸投稿。第一次录取大约是在1947 年，那是三五
百字的一篇短文，写的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但印象很深的是收到稿费通知单
后的激动心情，我从未出过那么多的汗。接着，我在规定的时候揣上‘私章’
——那都是通知单写明必须照办的，瞒过家人，去完成一件大事。我搭乘22
路公共汽车——40 年代在上海住过的人应该还记得那种粗笨、酱红色的车
子，在河南路四马路一站下车，又走十来分钟，来到当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
我找到那家报馆，走上楼梯，推开斜支着两根锃亮铜棍的玻璃门，几经打听，
终于找到出纳柜台。那柜台相当高，我的眼睛仅能刚超过闪闪发光的大理石
台面，瞥见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出纳小姐烫得蓬蓬松松的头发。稿费拿到多
少我已毫无印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扣去了来回车资，那点钱也只够
我买一个三角形小包的花生米了。
从此以后，我这么拐，那么绕，通过念新闻系，当编辑、搞翻译、写论
文，千方百计地向文学靠拢。我没有写出宏篇巨构，更没有富起来，但这不
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我成天与文学巨匠们亲近，直到深夜他（她）
们还在向我喃喃细语，与我“耳鬓厮磨”。当然，我自己也写一些小东西，
它们不值一提，但是这无关紧要，在写的过程中，我宣泄了自己的苦闷，玩
味着些许的创作喜悦，也就是说，是在实现我儿时的文学梦。我知足了，因
为我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人。
也说开会
前些时《文化与生活》版刊登了王钊先生的文章《开会》，文章里参照
国外惯例，对国内开会费力去“搞好”与会者的吃住问题并以游览相吸引的
做法提出批评，意见自然是好的。不过我读后总觉得有些“隔”。这也难怪，
出国时间稍长总容易忘掉国内一些罗里罗嗦的事。我的一个远亲“文革”前
夕出国，在外面混了几年有了点钱，回国探亲时指责起几个弟弟来，说他们
没有出息，只会守着几十元死工钱而不去“努力奋斗”。可是他不知道，当
时农村里连养一口母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会议组织者不负责代表的吃住问题，那才会乱作一
团呢。市里的五星、四星级宾馆有得是，住得起吗？还有交通问题，能随便
“打的”来参加会议吗？王文对学术会议的“吃”颇有微词，其实真是天可
怜见。学界的“宴席”！那能算是宴席吗？
其实让会议组织者大伤脑筋的事还真有一件，却是王文所没有提到的，
那就是代购回程车船机票的问题。也许因为整个世界空难事件都比较多，听
说眼下机票很好买，而购买火车硬卧则是早就得打好招呼的。在负责会议的
单位方面，他们也早就开列好分配在交通、旅游部门的毕业生的名单，需要
他们“涌泉相报”的时刻来到了。
每次出席学术会议总会听说，这位先生“行动有困难”，来不了，那位
先生“查出×症×期，还瞒着他本人呢”。而环顾到会者又都比上一次憔悴
苍老了许多（当然也会有新的面孔），从而悟到亏得有了一年一次或两年一
次“会议”，使得这些终年辛劳的学者专家们总算有几天可以调剂一下生活，
可以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一看祖国的青山绿水。
王文所说的会议方式，好是好，只是“国情”所限，近期似乎看不到实
现的前景。但愿创造合理会议制度的社会大环境早日到来。
公诸同好
——推荐我读过的几本书
几十年来胡乱读过几架子书。年轻时爱看小说，步入老境后没有了玫瑰
色的梦境，便对虚构的东西不感兴趣了。即便是历史小说，也只看那些一板
一眼有史实依据的。记得有谁说过，真事比虚构更加离奇，信哉斯言。先说
两本传记类的书。
《李秀成自述》
记得曾经见到过一份影印的《李秀成自述》，曾经使自己的灵魂发生震
颤。纸上仿佛还能见到天京沦落的硝烟，那简直是“历史”本身在叙说。从
字迹也看得出主人是个从实际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精明人。如何评价这位失败
的英雄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读读这样的自述能摸触到历史的脉搏，是很堪玩
味的。这样的影印本，目前似未见出售。大的图书馆里应该有。
《约瑟夫·富歇》
《约瑟夫·富歇》（中译为《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1988 年三联版），
也曾让我琢磨良久。说到全世界政治上的不倒翁，此公该名列榜首了。他投
票赞成过判处路易十六的死刑，后来却做了路易十八的警务大臣。比他更多
变的老奸巨滑即使有也不会多。但他又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文化大革命”
的种种活剧早在18 世纪的法国便已演过了。这本书值得一读。
《留德十年》
《光明日报》前几期的《读书与出版》专刊里有学者推荐过季羡林先生
的《留德十年》（1992 年东方版）。在我看来，此书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把饥
饿写得最为真切、可怖的一部。可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季先生学业上
却得到了惊人的成就。一般地说，读名人传记总使普通人气馁，但是《留德
十年》却非如此，作者不盛气凌人，书写得亲切，使人感到，资质平常（如
我）的人只要勤勤恳恳，也总能多少有点收获。《圣经》说得好：“月亮有
月亮的光辉，星星有星星的光辉。”是啊，夜空繁星灿烂，它不会排斥一颗
光线微弱的小星。
《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
目前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工具书，但是朱伯雄先生编著的《世界美术名
作鉴赏辞典》（1991 年浙江文艺版）不在此列。我爱美术，也在收集有关资
料。我发现这本书收罗较全，叙述客观精当。鉴赏部分亦仅是提供一个欣赏
的角度，决不喋喋不休惹人生厌。此书有索引，但不全，如书中提到的勃克
林，在“B”字下却找不到。有索引却没有注明书中提到处的页码，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