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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益和必须的，而且也是符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的。
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批评名家名译是可以的，他们不赞同的是某些
批评文章作者的做法。看来，批评的方式不仅是礼仪是否周全的问题，而且
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问题。如果写翻译批评文章时也套用批改学生卷子的方
法，就未免把文学理解得过于简单。抠语法、准确理解词与词组的含意，这
一切，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是重要的，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有些批评文章的
作者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在他们看来，名译中只要出现一些
这类的问题，便“余俱无足论”矣。可是正如钱钟书先生曾指出的，林纾的
译文可谓“错误百出”，但仍不失为精采的译品，而且文采斐然，甚至在某
些方面超过原作。语法、词意、事实、典故方面的错误出现得多是不应该的，
数量超过一定限度也会使“矛盾性质转化”。但是文学翻译还有更为宏观的
问题：对全书的精神理解得是否准确，译文所用的风格是否贴切，作者的感
情是炽烈的还是淡漠的，态度是含蓄的还是外露的，文字口语化的程度又如
何。。。总之，要考虑的方面是很多的。何况有些批评家在挑错上采取的是
“抽样检查”的办法，只是比较细致地查对一部数十万言的书中的某几个甚
或一个章节。在找出若干个错译与可以商榷之处后，经过排列与组合，便扣
上一顶讹误甚多以至“错误百出”的帽子，这样做是不够公允的。叶水夫同
志在研讨会开幕词里再次引用了茅盾先生在第一次全国翻译会议上说过的
话：“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地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
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
以及从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作全面的深入的批评。这样，才可以
逐渐地树立起严肃、认真、刻苦研究的作风，达到逐渐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这段话虽然说于1954 年，但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大家努力攀登的目标。
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有足够水平并愿意付出巨大心力写这样
文章的人还不多。倘若只有达到这样水平的批评文章才能发表，则等于杜绝
批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还不能拒绝基本上属文字校订式
的批评，但是希望它们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看法是客观与全面的。批评文
章自然是以批评为主，但是所评译品的优点与可取之处，亦不应完全不提。
从以往的客观效果看，写此种文章时切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宜用讽刺
挖苦的口气，最忌采取相声式的夸大手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最为稳妥。
就老翻译家的角度看，也并非没有值得反思之处。我原以为翻译家应是
“越陈越香”，现在感到亦不尽然。翻译这门技艺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
和别的行当一样，有一个从学艺到逐渐成熟、达到高峰、趋于停滞甚至衰退
的过程。达到全盛期后想要长期保持最高水平并非易事。因为人的精力总要
逐渐衰竭。像伯纳·萧那样越老越精的人毕竟不多。即以白石老人的高超艺
术，在他衰颓暮年之际，握管之手怕也不能如鼎盛时那样挥洒自如了。在这
样情况下，想画一张非“稚拙体”的作品也会有些困难。不少老翻译家对此
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越是名声如日中天，越是小心翼翼，这是珍惜羽毛。
有些却不那么明智，出版家来一急电催稿便乖乖地交去。而交去的译稿会不
会是自己身体欠佳、心绪不宁时不能充分代表自己水平的产品呢？从一个翻
译家的整个事业生涯看，总有良品与一部分不那么良且不说是莠品的产品。
新璋同志文章中说看来出版译家译品全集并非良策，此言极是。至于家属坚
持全集一字不改，更非爱护先人之举。以我自己的经验，译稿多请人读读，
总能发现毛病。老翻译家在交稿前亦不妨让平素对己不甚买帐的子侄辈细读
一遍，尽量从文法、常识、逻辑、规格、语言（特别是所谓“粗人”的对话，
老先生们反倒掌握不好）诸方面多加挑剔，然后酌情修改。这样做确可避免
不少因疏忽与主观（这是老人的通病）所造成的错误与不妥之处。
若是真的受到批评，而且言之凿凿，确有道理，老译家亦不妨豁达超脱
一些。不必弄得心烦意乱，摧残自己的健康。对于所评各点，该接受的接受，
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亦应据理力争，不必客气。倘若评文作者有借评名
家以自重的不纯动机，对其无理纠缠处，不妨加以教训，好让后生小子们知
道廉颇虽老，却尚善饭，手中有真理的老者也不是好欺侮的。这样一来，译
坛上有连台本戏好看，攻守双方大脑皮层也会活跃起来。退一步说，受批评
也总比被全然漠视滋味好受一些。
老翻译家也应认识到，目前确有一批后生正在迅猛地追赶上来。一般地
说他们旧学根底尚嫌不足。但十来年的门户开放使他们与外界联系密切，对
新思潮、新动向的“行情”较为熟悉。他们对外国同龄人的思维方式、感情、
语言，比老一代更容易领会。即便以汉语来说，也在不断发展中。新一代人
的对话说得快一些，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便不能全懂。以他们的语言来译当
代外国新作家口语色彩强的作品，自然占有优势。我看某些译制的电视片如
《神探亨特》时，便深感汉译对白中那种节奏、韵味与词汇，都远非自己所
能驾御和传达的。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新的一代对文学艺术已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士别三日，确是不能不刮目相看。何况在理解与解释古典文学上，在
国外也是日新月异。此外，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文学翻译亦不
例外。经典名著每过一代（三四十年）总有新译本出现，这在国外早已是通
行的做法。鲁迅先生的译品在30 年代属巅峰之作，但建国后国家出版社逐渐
认识到也不妨重新请人翻译，这绝不仅仅因为原译是从二手语言转译的关
系。老译家若是见到自己译过的作品出现新译本，不妨采取“欢迎参赛”的
开明态度。当然，后来者若是毫无优点，毫无特色，便无出现的必要。即使
出版了，也迟早会被淘汰的。
拊掌话旧译
我是不大喜欢重译别人译过的东西的。英美名诗大抵已有不错的译文，
所以我的译诗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作品居多。惟一重译的小说则是欧·亨利
的《警察与赞美诗》，那是应金子信先生的邀约翻译的。当时他在编《外国
短篇小说》，因未能获得原译者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只得让我重译。那是
在1978 年，多年未工作谁都手痒。要是搁在今天，这篇重译便不会出现。我
后来见到原译者（也是老朋友），向他解释。他淡淡一笑，说没有关系。他
见过大风大浪，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多年后，小儿进了高中。有一天我见他对着一本教科书窃笑。这可是难
得的事。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看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所收的《警察与赞
美诗》。教科书不知为什么照例不写明译者姓名。但那译文显然是我的，而
且有说明出处的注“选自《外国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下册”
为证。我拿过来读了一遍，觉得译文好像还过得去。拙译被收入中学课本，
得以亲近千百万小朋友，使他们在苦读之余能享受几小时的愉悦。这对我来
说比拿到什么大奖都要开心。
欧·亨利虽是通俗作家，但文字并不浅显畅达，有的地方还挺曲里扣弯。
在他看来，一个意思绕上几个弯说出来才算是幽默——应当承认这也是一种
手法。原文匠心处，译时也费了我不少心机。何况前面已有一份相当不错的
译文，要做到有所不同（不敢说超过）像是走狭路又不能踩别人的脚印，真
是颇费踌躇。记得我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投入的气力比用在译一篇新作
品上的还要多。不妨举几个例子：
小说中写到苏比要去的一家小餐馆，说“It’s crockery and at… mosphere
were thick；it’s soup and napery thin。”我为了让两个形容词能照顾
到两个名词，斟酌了半天，译成“它那儿的盘盏和气氛都粗里粗气，它那儿
的菜汤和餐巾都稀得透光。”小说中表明苏比不名一文，说“the minutest coin
and himself were strangers”。原译“他一个子儿都没有”，平淡了些。
我译成“他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也与他素昧平生”。这样采取古典白话
小说里的表达方法，是否恰当，会不会过火，自己也没有把握。又如原文形
容某时髦处所，一连用了四个“lightest”。原译是：“最明亮的街道，最
愉快的心情，最轻率的盟誓和最轻松的歌声”。我在其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
“最轻佻的灯光，最轻松的心灵，最轻率的盟誓，最轻快的歌剧”。不知是
否跟随原文更紧密一些？当然，我不如原译的地方一定很多。
我深夜伏案时的“苦心孤诣”居然被教科书细心的编者察觉到。因为在
课文后面的“思考和练习”里有这么一段：
“四、阅读下面这段话，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街对面有家不怎么起眼的饭馆。它投合胃口大钱包小的吃客。（他们是
些什么人？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它那儿的盘盏和气氛都粗里粗气，它那儿
的菜汤和餐巾都稀得透光。（加点的两个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各是什么？）苏
比挪动他那双暴露身份的皮鞋和泄露真相的裤子（为什么不说“旧裤子和破
皮鞋”？）跨进饭馆时倒没遭到白眼。（“白眼”是什么意思？你能找到这
一典故的来源吗？）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消受了（为什么不说“吃了”？）
一块牛排、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