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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an”，亦即“帕坦人”。我觉得金先生的意见有道理，便在译文定稿
中作了相应修改。在此附带向金先生表示感谢。）
金克木先生手迹
译人自语
有位朋友读翻译文学读出味道，爱屋及乌，希望翻译人谈谈翻译的事。
这就是这篇文章产生的缘由。
不少翻译家都自比为演奏家或是演员。就诠解原作而言，这样的类比是
说得过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演员生活在聚光灯下喝采声中。而
翻译家除极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觉兴趣。在街
道上大院里，他或她仅仅是又一个出来取牛奶拿报纸的老头老太太。除了偶
尔有个编辑向他约稿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来信与电话。再说，他还有不少
“天敌”。原作出版社怀疑他侵犯了版权。原作者不相信他能曲尽其妙地传
达出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那暗自得意的神来之笔。外语系的学生不作兴抱着
译本进教室。老师要责怪，而且也丢份——他得躲在蚊帐里才读译本。其实
老师也看，从他们写的“holier thanthee”（比你高明）的翻译批评文章里
可以看出来。总之，有身份的人大都只读原著不看翻译，倘若只懂一种外语，
那也宁愿通过外语看外国翻译。一位朱诺（古罗马神话中的女主神）般威风
凛凛的女士就曾问我：“老实说，你读翻译作品吗？”我原是在翻译书堆里
混大的，但是对着离我鼻子不远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嗫嚅支吾了。听说作
家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你所领略到的某位大师的风格其实仅仅是某个译者的
风格。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这未免抬举了翻译家，他们哪有那么大能耐！
翻译界同行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了吧。但是事实上也难以倾心交流。一般情
况下，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像医生或律师，有都共同感兴趣的病案或
是罪案可资谈助。这话是诗人W。H。奥登说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
个世界，别人不译也就是进不去这个世界。倘若他也译了那就是复译，这又
是冤家路窄了。好像是任谁都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的文章没人要看，自
我欣赏的话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听。向出版社编辑诉苦吧，他们会怀疑你是
想多要几文稿酬。翻译家简直连发泄感情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说，翻译家
是寂寞的。
另外，翻译方面的是是非非也难以说清。文学翻译不是科学，没有数据
可作准绳。直到今天还有人赞赏解放前对好莱坞片名的译法，如《魂归离恨
天》（即《呼啸山庄》），《此情可待》（原文“Right here waiting”本
是直截了当的牛仔腔大白话，与李商隐的“已惘然”情趣相去可谓十万八千
里！）他喜欢有他的自由，你至多也只能说一句“夫复何言”。有人专愿朝
是非圈里钻，横扫一切“非文艺翻译”，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
许因为身体不好，属于胆小一族。如果我订了一份报经常得为收不到而烦恼，
每过几天都得花半小时去侦察寻访，那我干脆下一季度不订，哪怕此报编得
再好。我译福克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全然不是为匡世救人。前些年福克
纳的书没有人译，原因我想是译他一千字可以译别人比方说，阿伽莎·克里
斯蒂的三五千字，亦即经济效益太差。当时还无版权问题。挑中他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全世界的南方人脾气都有点相通——果然，过后不久，便有人提倡
“南南合作”了。此外我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孤独礁石
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富豪的发
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哪位理论家说过类似的话，记不清是谁了。
何况，那些世家子弟的反省也远比日本政客挂在口头的要深刻得多。
就这样，先译了一部《喧哗与骚动》。接着译了《我弥留之际》。那是
另一类型的作品，那“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加缪
语）的命题让我玩味了多时。去年又译完《去吧，摩西》，过去出版的《熊》
是其中的一篇。今年春节后，在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有意踟蹰逡巡消除
后，终于开始译最艰深的那本《押沙龙，押沙龙！》。法国有位名叫莫理斯·库
安德罗的翻译家，他译过多种福克纳作品，法国掀起的“福克纳热”与他不
无关系。我听美国的一位福克纳研究者说，库安德罗曾表示，他平生最后悔
的就是没有把《押沙龙，押沙龙！》译出来。说这话时，库安德罗已译不动
这部书了。故事中那种迟暮的悲哀打动了我。
译此书是件苦事。每天仅得数百言。二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
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那天剩下的时间只能去做轻松些的事，如买买菜，
听听CD，翻翻画册。现在天气渐热，可以游泳了。于是每天下午在汩汩的水
声中松弛神经。好在还无需为生计奔波，父母前些年先后去世。刚出道的孩
子收入已赶上他母亲和我了。况且还有些稿费收入。偶尔在书摊上发现某篇
旧译给收入集子，写信去乞讨，多少能蒙赏给几文。武汉有家出版社需出具
身份证复印件并呈交机关证明后钞票才敢松手。湖北人果然不凡。
再说几个月前又获得一种“中美文学交流奖”。钱不算多，但也不是象
征性的。我深知这是文学界对我赏脸——此话是从钟书先生处学得的。那年
他主持中外文学比较研讨会，在京西宾馆，见我去他说了句：“谢谢赏脸”。
那天他穿一套素净的中山服。穿制服能显得如此儒雅这倒是我想像不到的。
我所知道的。。
说“所知道”，有的是通过直接接触，有的则是通过文字交往甚至是书
本探访。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所能写的仅仅是个人所见的一个侧面，一个剪
影，一个短暂的镜头。
本辑最后刊登了两位作家、艺术家的手迹。默多克是英国当代女小说家。
在一次座谈会上，她应提问人之请开列了一份书单，是她心目中自己最重要
的作品。这张书单最后落到了我这个有收藏癖的人的手里。钱君匋先生是有
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更早的时候也是设计家、诗人。他是我中学时代的
老师。关于他的事见我另一集子《妇女画廊》中的一篇文章。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速写像
我所知道的萧乾
——A Parody1
病中百无聊赖，只能斜靠在紫竹院公园长凳上翻看旧报。在周围一对对
恋人的热吻咂咂声中，无意间读到老上级邹荻帆写的一篇回忆另一老上级萧
乾的文章，想起自己的文债也还未清呢。但我平日除写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与
油腔滑调的小品，交待事情始末缘由的回忆文章倒真的还没有写过——“文
革”中的那种“外调材料”，记忆中也只被勒令写过一篇，短短的不到五百
字，太不过瘾。由于缺乏锻炼，这篇处女作只能干巴巴地交待50 年代初我所
知道的萧乾（这是英语作文里惯用的题目：The×××I Know），文采与风格
是全然谈不上的。
1953 年我调到在草厂胡同的《译文》编辑部（现已翻修为高耸入云的“国
际饭店”）参加筹备出刊时，萧乾已经在那里了。对于他，我自然是慕名已
久。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上海报上读到他一手挽洋夫人纤腰，一手牵大洋犬在
国权路上散步的逸闻——多半是油头滑脑的小报记者在咖啡馆里杜撰出来
的。他的名作《人生采访》确实是促使我报考复旦新闻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入学口试时，面对陈望道系主任的“interview”，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
等到我自己能在复旦旁边那条煤渣铺就的国权路上散步（当然是独自一人）
时，“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等造化安排使我在编辑部
（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朝北的，四合院的正房、东西厢房是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里见到萧乾时，我的“兴奋高潮”早已过去，
连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话也说不出一句了。萧乾听说我是复旦新闻系出身，
倒是“一见如故”，拍了拍我的肩膀，含糊地（想必是学了伦敦的cockney）
说了句“好好干”之类的话。这三个字肯定不是原话，因为这不是萧乾惯用
的语言。
小报上总说萧乾如何如何一身的“英国绅士风度”，可是我除了他嘴上
老叨着一管咝咝发响的板烟斗外，别的实在觉察不出来。不过，他穿的那件
水门汀色轧别丁风衣（当时整个北京穿的人可谓绝无仅有，且有商标为证），
骑的那辆40 年代老兰令（老让我联想起被伊丽莎白女王关进伦敦塔，用钻石
戒指在玻璃窗上刻字的Sir Walter Raleigh）脚踏车（商标仅依稀可辨）倒
确是大不列颠的正宗货。还有他文件柜（从来不锁）里想必由海轮带回来的
《美国俚语金库》与贝纳特编的《读者小百科全书》，亦是我学外国文学的
启蒙读物。我当时下了班无处可去，除周末去某某机关食堂“蓬嚓嚓”之外，
晚上也总在办公室瞎混，免不了要经常偷看萧乾的藏书。
说到那辆叮当乱响的老兰令，免不了要提一下萧乾蹬着它带领我（我骑
的是一辆国产新车，质量却远不及它的洋cousin，所以我老落在后面，拼命
追赶，由此也可知萧乾健壮如牛）去拜访冰心的事。冰心当时从日本归来不
久，记得是住在闹市口（已拆光）附近的东裱褙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
萧乾见了冰心，亲热地称她“大姐”。他是在北新书局当小伙计时，便曾蹬
了车给初露头角的“闺秀作家”送过样书与稿费，并且“里通外国”，向她
透露李小峰老板克扣了她多少版税。萧乾不叫冰心大姐时，便用人称代词
1 ①英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