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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小立
当下中国的书评，只能说是处于繁荣中求提高的时期。每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书评文章，让人感到“繁荣兴旺”的同时，也让人疑惑。毋庸讳言，这是个以量化为标准的时代，任何数量级的增长都会引发一阵叫好之声。但量与质之间过大的反差，不能不让有识之士平添忧虑。
书评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孔夫子。但严格地看，孔夫子订六经，以及于《论语》中对《诗经》的片言只语式的议论，还难以与现代书评相提并论。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书评往往是序跋，近代梁启超为蒋百里写序而有《清代学术概论》，已在学界传为佳话。此一传统也为今人所承继。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已有独立的刊本，另一篇写序的任务，更促发他的灵感和思索，于是有《朱熹的历史世界》两册问世。
但在最早从理论上讨论书评的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萧乾看来，传统的序跋和现代意义上的书评尚有距离。他在1935年出版的《书评研究》里说：“真正的书评是随了杂志的昌兴而出现的。第三卷《新潮》‘名著介绍专号’，《新月》曾把‘书报春秋’作为固定的一栏。各科杂志的尾部登载书评成为一种风气了。”（参见萧乾等著、李辉编《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9页）萧先生当时限于条件，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近代的书评始于教会的报纸，而梁启超的书评文字也早于傅斯年他们的《新潮》。但也许在他眼中，现代书评是以白话文这个现代形式为基本载体的。
三十年代后期，萧乾又以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阵地，组织了一批学者作家讨论书评，参与评书。其中不乏像朱光潜、沈从文、巴金、刘西渭 八十年代是“一枝独秀”的时期，那时节，最风光的书评刊物《读书》，集中了国内知识界的几乎所有精英，不仅是形成了知识界公认的“《读书》体”，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学术界的中坚人士。这批中青年学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代表。
九十年代，《读书》依然独步于知识界，但其它专业读书刊物的出现，并且逐渐产生影响，实际冲破了《读书》“一刊垄断”的局面。北京的《博览群书》长沙的《书屋》以及沈阳的《中国书评》都是值得关注的书评兼文化类的后起之秀。杂志之外，老成持重的《文汇读书周报》，新起的《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等，也以“三分天下有其一”姿态，大有将读书进行到底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后期，各地报纸的副刊，甚至电视台都将“读书”作为基本栏目，以招徕读者和观众。但没过几年，这些一拥而上的读书专栏便一个个地转行、消失，到前不久连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也走到了尽头。
一方面是大力宣传建设“学习型城市”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且有关的奖项名目繁多；一方面读书类的栏目在紧缩、削减，好书难识，佳评难觅。两厢对照，其中的反差与不和谐是明显的。
信息时代的“终身学习”的理念被化约为考级、赚文凭以及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型城市”则有被改塑成城市招牌的意思。在一些城市的领导者看来，“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是一种宣传和一个策略，有无实际的内容并不重要。于是，外在形式成了衡量的惟一标准，市民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具有实用价值（如升学、考级、考证等）的书籍上也是必然。这是一个文凭泛滥的时代，文凭已经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可或缺的标识。一个城市的政绩和文化水平，至少从报纸的宣传看，是体现在高学历和高文凭的比例之上的。大专以上学历者占的比例，本科以上者占的比例，还有就是硕士、博士的拥有量，这样一大堆数字，列在表格中，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记得有一家地方媒体在列举了该市某区的高学历人员的数字后，便得出了学历与工作效率成正比的“颠扑不破”的结论。但我们想问的是，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在一个区级或股级单位的一般事务性岗位上做原来只需高中文凭者做的事，是重视人才还是人才浪费？文凭的批量生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人教育更是基层化了，以前文凭是一纸难求，现在只要你想要就可以得到。“镇长博士化”成了社会的笑柄，那么，知识界的笑柄是什么？一个准处级（即所谓戴帽处）岗位的招聘可以吸引几个甚至十几个寒窗苦读了十数年的博士前去竞争，并且以此为荣，到处宣传；“博导”位置坐实了，却还要削尖脑袋弄个一官半职，现代版的各种“学而优则仕”的演出，应该是知识人授人以笑柄之处吧。这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另一面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老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拿城市文明来说，给人的感觉倒有点不如前几年。公用电话亭屡遭破坏，交通违章、行人乱穿马路的事故频发，盲道形同虚设……这是又一种派生出来的反差与不和谐。
当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城市之间在比什么？人与人之间比的是房子、车子、孩子，城市之间比的则是数目字。形式主义以及只讲“效用”的学习方式，不可能提高公民的文化与文明素质，而且也有违人文学科的基本规律。读书是无法用“效用”来衡量的，甚至也不是以考试来衡量的，像人文学科这样贴近人生，需要践行的学问更是如此。人文学科讲的是积累，积累就需要传统、谱系，没有几代人的铺垫，人文学科也只能在游移中失去自我。当初五四新文化派曾有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用胡适的话说，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们也许太天真了，那时的中国环境是无法让他们存有哪怕是“二十年”的耐心的。促使他们变化的是“政治逼迫感”，于是，他们“不能不谈政治”。 （以上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载《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今日的中国人遇上的是经济的这个“无形的手”，是“效率第一”，是“时间：金钱”。于是，潜意识里的急功近利便重新萌芽，且爆发出来。
但于文明发展、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这类事情上，讲“实用”，讲急功近利是相当危险的。图书出版就是一个例子。大量图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这是可以肯定的成绩，中国出版界也正在向“出版大国”的目标迈进。但“出版大国”除了数量，还有个质量问题。更何况书籍这一特殊文化产品本身的价值，是反映在质而不是在量上的。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不反对“量中求质”的出版策略。但在市场上大量的书籍中间，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图书，却成了横在读者面前的新难题。
记得十年前，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有“文化人”一说。在他看来，学者中间可以分成“学院派”与“文化人”，而“文化人”是可以通过撰写有独立思想而为大众接受的文化评论，来传播文化的。（参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收入其《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很显然，陈先生关于“文化人”的说法，是着重于传播功能的。事实上，书评人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文化人”，他们理应在学者与大众之间充当桥梁。
理论上说，书评乃是读书界的风向标，能人书评人法眼的书，应是职业读者，也是业余读者的首选。在此，之所以用“理论上”来加以限定，是因为在当下中国，合格的专业书评几乎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一般的书评也没有受到从学界、出版界到广大读者的足够的重视。学术书评，在大学里很难与论文比肩，因此很自然地被排除在“学院派”的目光之外。而出版界对待书评，也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约一些名家谈书时，也往往是本着“一次性”原则，一本书的广告作完了，也就了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认识到营造一个健全的、公信度高的书评氛围，将有助于图书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图书事业的真正繁荣。至于读者，如果书评不能经常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的冷漠态度也是必然的。
当下中国的书评，就形式上看，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模式化。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上的书评都有这个嫌疑。这类书评的形式相当僵硬古板，全部以“三段式’’结构，即先提论著作者，接着是内容介绍，最后是拔高式的吹捧。第二类是内容评述式。这类书评较之上一类不同的地方是有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如果点到了穴位，必是佳作无疑。它们是纯粹的书评。第三类是引申式的。也就是所谓“以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把这一类书评形式叫做“伪书评”。“伪书评”的特点是眼界开阔，所依赖的是自己的学术背景，文章撒得开，深化了问题，也收得住，不至于离题万里。由于形式上无所拘泥，它最有可能成为兼顾思想、学术和文采的美文。
模式化的书评，大多是受人之托而为之的。这是当下中国书评的一个解不开的结。这类书评只能让严肃的书评永远成为学术的佐料。它对书评成长的伤害是最大的。不痛不痒的评述对书评同样是一种伤害。因为读书人是不需要书评人累累赘赘地复述情节或内容的。
理想的书评，必然来源于具有独立思考的书评人。而他的评论必然是理性而一针见血的。但理想的书评和独立书评人的成长需要良好宽松的空间和园地，没有这样的空间和园地，他们的才华也就无法展示，水平也无从提升，书评——或者干脆说读书或学习——的氛围，也难以真正形成，书评这个读书界风向标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图书出版大国”的目标则可能永远是一个饭后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