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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因此，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
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时期军民
奋斗情形和民族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
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着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
呢？跟这种后期散文比较起来，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
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
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从这点说，我的几篇报告散文，多
少是值得自己珍惜的。
1945 年8 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全国人民都希望从此能过上安定
的日子。但是，国民党的好战派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悍然挑起内战。
次年，他们下了所谓“讨伐令”。从此，不但要在整个大陆上歼灭广大
人民革命的军队和政权，连对于国民党区内的那些进步的人物和文化机
关也要进行扫荡了。1947 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当局接受了“乱命”，
解除了我和其他几位进步教授的聘约。我于7 月末，考完该校文科研究
所研究生的毕业试之后，便化装逃往香港。接着在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
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
这时期，香港，这个中国南端的自由港，却成了由大陆移来的各民
主党派总部和许多进步人士的聚集地和活动地。许多争民主、反内战的
政治、文化集会不断在那里举行。进步的文化刊物也在书摊上出现了。
它们有的是从国内移来的，如《群众周刊》、《文艺生活》等。也有的
是在那里新创办的，如《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在这样的
环境中，我不能仅仅做一个文学教师，同时必须做一个文化的、文艺的
战士。我们大力提倡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文艺大众化”
的主张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方言区（广东），从而教育、鼓舞更多人民为
当时的解放战争而奋力。此外，为了满足主客观的需要，我还写作一些
文艺评论和散文。后者如《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人民的歌手》、
《忆达夫先生》及《悼朱佩弦先生》等。这些散文，既是抒情的，也是
意识到它的社会责任的。
这时期我所写的散文数量并不多。从思想内容看，基本上是抗日时
期报告散文的继续和延伸。在文章风格上，也跟那些报告相似，一般比
较谨严、精炼。它大大矫正了我早期散文那些散漫、粗糙的毛病。这种
风格大体上延续到解放后的写作中。
像上文所说，我过去所写的散文，有前后期之分。1930 年，大约可
以说是一个界石。后期的散文，变化是相当大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主要当然是个人生活实践和世界观的变化。中日战争，是民族的大劫难，
是一座火的地狱。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我的思想、世界
观，主要就是从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机会的。作为逃亡者寄居香港时，
是这种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这些变动使我后期散文有了新面貌和
新精神是不用说的。但是，这不能说是那原因的全部。事情还有另外的
一面——即使它不是主要的一面。
1930 年以后，我除了把大部分的精力集注于学术的研究之外，也不
断诵读着国内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像罗曼·罗兰、法朗士
等的散文，我是反复诵读、细细品味过来的。特别是罗兰，他的思想和
艺术，在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成了我精神的血肉。其他欧美和日本散文
名家的作品，我也曾耽读过不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生涯是相当坎
坷的。我是一个喜欢蓄积书籍而又无力保卫住它的人。藏书失了又补，
补了又失，这样已经好几次。有许多心爱的书，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
所幸在那些仅存的旧书里，还保存着《易匹鸠尔之园》、《超越混战》、
《斗争十五年》、《亨利·来克拉夫的手记》，以及《做梦的人》等残
旧的书册。它们曾经是我心灵的伙伴，现在也还不失为老朋友。我要卫
护它们，直到我生命存在的最后时刻。
对于那些名家的作品，我虽然那么耽爱，却没有存心去模仿它们。
因为我知道这模仿的结果将是什么。可是长久耳濡目染，自然使我自己
的写作变了样，在风貌上它不可能不起变化。这就是我的散文在前后期
有着相当不同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
华北解放了，我从香港来到北京。接着全国也解放了。作为一个人
民教师，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文化工作者，我正以无比欢快的心情，忙于
新的教学工作，忙于新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散文写作一般不免疏远了（除
了比较偶然的机会，如1953 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5
周年索稿，我特为写了那篇《一阵春雷》）。
1956 年夏，全国文联组织了作家西北地区参观团，我和冯至、朱光
潜、常任侠等同志都参加了。我决心在学习、考察的同时，收集资料，
回京后写一本散文游记集。8 月末回到北京，曾经小住西山碧云寺（当时
是文联的休养所）。在那里，我吟味所收资料和见闻回忆，开始了我的
散文写作。已经写出了《玉门之夜》、《访问韩起祥》等底稿。但是，
那时学校工作忙，我除了教学外又兼些行政职务，只得于九十月间匆匆
回城了。计划中的西北散记，始终没有续写，连那已经写出的一些底稿，
也没有整理出来。倒是那回山居时的副产品《碧云寺的秋色》、《夜游
芦沟桥》等，不但早已在报上发表，有的直到近来还被选入散文集子在
重新流传。
这是我散文写作生活上值得回忆的一段插曲吧。
从1957 年至1976 年的一段时期中，我主要的“文艺创作”，是撰
写“思想检讨”、“交代亲友关系”，以及“劳动日记”等。这些东西，
如果现在从某种角度去看，也许不无一种“史料”价值；可是，从文学
创作的角度看，只是使人啼笑不得的一堆垃圾而已。
“四人帮”终于倒台了。全国人民的生机恢复了。民族的思想、文
化从冰冻里夺回了春天。我以73 岁的高龄，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而苦斗
着。我的专业活动几乎占去了我所能有的时间和精力。像写作散文这样
的“闲事业”，的确是排不上队了，尽管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它。但是，
天下间的事情总不是那么绝对的。在那样为专业工作尽瘁的日子中，却
仍有迫着我不能不动笔去写点散文的时候。比如，一天早上，一位相识
60 年、历尽人间艰险的老朋友倒下了。在听了凶讯之后，我能安然无动
于衷吗？又如，有些文艺界的老战士大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却在
“文革”中被摧残致死。现在，大家纪念他们，为他们洗冤摆好，我能
默然不拈笔杆么？。。因此，近年来，我写了几篇哀悼、回忆的散文，
如《我们不能忘记的人》、《悼聂绀弩》、《纪念一位大众文学创作家
——老舍先生》等。此外，我还写了一篇《成都去来》。它是我83 岁入
蜀，自成都回京后写的。这怕是我30 多年仅有的一篇游记文章了。
解放后，对散文作品虽然没有绝笔，但所写实在不多。从思想、风
格说，它跟解放前后期的作品没有太大区别。自然，所写的对象有些不
同；但作为一种创作，却没有什么跃进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找出些长处
或异点，似乎近年来所写的有些文章，情思较深挚，而风格也较为施展
自如，少些拘束罢了。
时光真如打闪。从20 年代前期开始学习散文小品，到现在已经60
多年了。它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许多年来，为了人世间的各种因缘，
断断续续地总算是在写作着（其中一个时期，对它还是那么亲热和眷
恋）。现在回头看来，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多少抒发了各个时期个人的
思想、情趣，也没有忘记对民族、社会命运的关心（特别是后期的作品）；
在艺术上，也随着时间的向前而有些进境；但是，严格说来，我的散文，
无论质或量都是比较薄弱的。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前辈和朋友，在这方面
曾经给予我以鼓励和祝愿。对于他们，我现在只能吟诵自己数年前所作
的一首七绝的末句以谢罪。那句诗就是——
“眼中人愧负先生！”时代在前进，散文小品的创作也在前进。今
天，我们文艺界已经有不少青壮年同志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作为一个
不争气的先行者，我只有向他们鼓掌，只有望着他们的背影致以虔诚的
祝福。希望他们能够远远超越我们这老一辈而绝尘狂奔！
【附记】
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委托北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蔡清富同志编辑我的散文选
集。清富同志希望我对自己的散文说几句话。记得前些时候，《人民日报》第八版开辟了一个“我
与散文”专栏，我不但喜欢地读了那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的文章，而且欣赏那个栏目定得好。自
己也跃跃欲试，却终于没有执笔。现在，利用病余时间，匆匆赶成这篇小稿，一方面酬答清富同
志的好意，另一方面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988 年4 月中旬，于北京友谊医院病房《文艺丛谈》自序
抗战前，约莫有近10 年的时光，我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费在民间文化
和原始文化的探索里。每天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大都是那些很偏僻的问
题。踏进我书房里的人，看见四面架上那些书籍种类的繁杂及名称的古
怪，他们即使不好意思摇摇头，心里恐怕很少不感到“奇异”的。一个
最熟悉的也相当有学问的朋友，曾经当面告诉我，他不愿读我那些自以
为很用心写成的论文。因为他看到题目就觉得莫明其妙了。但是，这并
不是说，在那些年月里，我真能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