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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散布在全国各地，我看完一个病人，等病情稳定后，让他回去在当地医院找在我们这儿进修过的医生。周日我在家里，在电话里和进修生讨论病情。这样一个“网络”对节省病人的看病支出是比较方便的。
主持人：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仅仅是提高医生的道德水平，这样的效果大吗？
胡天圣：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受社会的影响。和上世纪50年代比，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只说医生的道德水平。
讴 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见过许多离开这行的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专业。可能就是因为待遇或者对行业声望、处境的看法，迫使他们离开。现在好多医生，子女都不愿意学医，他们大多数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学医。医生这个职业的声望，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的，并不仅仅是医生自己要求自己的职业道德。
主持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胡天圣：医德、医术兼备，病人放在第一位。
讴 歌：比较现实可行的标准，就是要保证服务，尽自己所能保证医疗质量，然后在这些前提下争取比较合理的回报。
看病难和医学资源浪费主持人：目前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症结在哪儿？
胡天圣：城乡、地区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这是主要原因。
曾小峰：看病难，实际上只是局部看病难，看大医院的专家难，但是社区医院、小医院的医生都快下岗了，他们没事干。
医学是科学，确实存在着水平高低一说，有无良好的训练有很大的差别。要成为专家，就必须成为专科的医生。像社区医院，是面向大众健康的体制，不一定非常专业，但至少知道疾病属于哪一方面，如果处理不了，可以建议病人看专科，这种形式肯定是发展趋势。
对于常见的感冒等基本疾病，教授和一般医生的处理是一样的，所以这类疾病，不一定要看专科的教授，这是资源的浪费。当然有一些社区医生处理不了的疑难病例，就应该转诊，但是现在我国缺乏这种机制，没有规定社区医生应把病人转到哪里。转诊是无序的，需要病人自己找，而且很多医生的工资要看自己的劳动所得，没有病人就没有钱，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那结果肯定是实在不行了，才会让病人走，这样就会耽误病情。
讴 歌：造成目前这种情况，除了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社区医院和全科医生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些基层医生的素质，相比大医院，误诊误治、延迟治疗而耽搁病情的几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在报刊上频频读到。同样的疾病，看社区医院和大医院，可能思维方式和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巨大的供需矛盾有没有缓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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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曾小峰：必须靠体制。现在三甲医院和其他医院可能治疗水平有一定区别，但是挂号收费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倒闭，甚至发不出工资？用同样的钱住饭店，地下室和王府饭店，如何选择？肯定是王府饭店了。
专家教授一两天培养不起来，至少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称得上专家的医生，这也是医生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的不同。
主持人：体制上暴露的弊端，是否会体现在医生和患者关系的对立上，但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
曾小峰：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医生见死不救，如果是医生责任心的问题，那是要谴责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制度问题。比如，来了个病人看急诊，需要抢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抢救需要药，病人必须去药房里取药才行，如果因为没钱等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不救人，这就有点偏颇了。有的医院，病人欠费了，最后甚至要医生来出。
基础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分主持人：什么是基础医疗？自己花钱买的服务可以定义为医疗消费吗？
讴 歌：基本医疗保障和带有医疗色彩的消费，不同医疗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是市场化色彩非常强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医疗行为就是消费行为，而类似英国这种相对以社会保障和国家扶持为主的，可能就会认为大部分医疗行为都属于保障。
孟凡强：传统医学的定义是指为了预防和治疗患者的疾病，并使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复。而比如割双眼皮、隆鼻、乳房重塑、处女膜再造之类，跟医学相关，但都不是传统医学的范围。
自己花钱买的医疗服务就是通过医疗手段进行的个人消费，与国家负责的部分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确实需要将基础医疗保障和消费医疗区分开。
主持人：病人和家属在医疗活动中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我们是否可以对医疗行为进行划分，基础医疗有相应的监管体系，而消费医疗则享受消费者待遇，获得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孟凡强：这就是困难所在。按照我个人的思路—也许卫生部不同意这个想法—一些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一些最高的学术机构，比如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等，其中的一部分也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另一部分则提供更高的消费医疗，这两种服务甚至从医疗主体上就要划分开。看病确实很复杂，收费不能一刀切，需要坚持公平的原则，风险分担，广泛受益。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医务人员一定要了解基础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别。有时治病救人是给他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但在有些地方则是做“生意”。比如各种美容手术、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就不属于基本医疗的范畴，而是患者的医疗消费。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所有进行基本医疗的医生都提供宾馆般的服务，但至少提供消费医疗的从业者应该有服务的理念和态度。
如今，我们到超市、餐馆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消费，我们都是消费者，而唯独到医院就不行，那怎么能让别人接受？医生的心态没有调整好，医患之间就很难达成真正的理解。
中国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如合作医疗—都解体了，但这些机构应该重新改革建立起来，大城市中的地段医院、基层保健所也应有所调整，让其承担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成为所谓的治疗不孕症、肛肠病、肝病、肾病的“中心”，致使街道医院广告漫天飞舞。大学附属医院提供基础服务的不应当是现在的专科医生，而是全科医生，也叫基础保健医生，这部分医生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学习就能达到要求，国家对他们的投入相对小。在一些大的城市，因为消费者群体众多，部分大型医院基本上属于消费型的医院，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市场会自然调节。
基础医疗中药物和治疗都应当是最基本的，剔除贵重药品不会影响患者的医疗质量，消费型的医院则真正从服务模式和服务质量上获取生存空间，同时国家起到监管的职能，进行正确的管理。
什么是过度医疗主持人：近来，很多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过度医疗”这个词，以前觉得自己被照顾得不够，现在发现被“照顾过头”了。过度医疗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
讴 歌：在我看来，过度医疗分两种：一种是医学发展到今天，本身的一些缺陷，比如对检查的依赖，已经开始超过医生在更早期的主动判断，有些检查可能不是非做不可，但做了能提供更多的明确信息；另外一种，就是已经违背了医学最基本的道义，明知故犯，比如修改病历、重复收费……
孟凡强：过度医疗是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发生了超出正常疾病诊断、治疗、化验、检查之外的医疗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让患者做不该做的检查（或更为昂贵的检查/化验），服用不必要的药物（或者更为昂贵的药物），以及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或介入操作。
导致过度医疗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说的过度医疗主要指公立医院（个体、私营医院更毋需多言）。虽然名义上是公立医院，如各省的人民医院、各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从工资结构来看，国家只给40％的工资，60％需要医院自己创收，而且这只限于工资。现在医生的工资收入只是整体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是奖金，完全从医疗行为中产生。这些国有大型医院实际上也在追逐利润，因而就很难避免过度医疗，个别的厂矿、企业医院经济上几乎完全自负盈亏，钱从哪儿来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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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为了增加收入，有些检查可做可不做，医生可能建议做：第一，锻炼了年轻医生的技能；第二，增加收入；第三，可能会对疾病诊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会是过度医疗。
其次，医生方面的原因。医生通过多做一些事情，多拿一些收入，有时是有意的，但有时纯粹是因为疾病未充分发展，医生一时不能识别出来，或者医生经验有限—此时的检查会更多。
最后，不能忽视的第三方面原因就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因素。包括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一部分患者不管检查有用没用，先做了再说，这里面有自费看病，但更多的是公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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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一个网站，看到这样一篇朴实的短文，一个台湾网友写的，题目叫《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