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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和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不是一旦病了，就把控制权交出—无论是交给医生，还是交给医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自古以来就有的控制色彩日渐加强，形成了浓重的“干涉哲学”，而病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服从，也愈演愈烈。人们渐渐喜欢上被控制的感觉，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主动性的技术，比如医学。
这种关系就像老板和雇员，主人与仆人，家长与子女一样名正言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病人配合、鼓励、怂恿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以致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和医生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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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投身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除了钻研自己产品的机理、包装以及独特的概念之外，不离口边的还有一个词—“带瘤生存”。在这点上，他好像和中医站在了一起。在西医的体系里，从前肿瘤学家的观点是：和肿瘤作斗争，不惜一切，杀灭它们。医生们更多地是想发动一场和肿瘤一决生死的战争。那些“抗癌勇士”也是癌细胞在体内一个都不见了才算数的幸运儿。
直到1994年，一位加拿大教授在关于癌瘤概念的新模式中提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的完全消退。再到后来，治疗癌症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药不像以前那些化疗“猛药”一样气势汹汹，摧枯拉朽，不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誓不罢休，但同时病人也需付出像脱发、恶心、呕吐、无力、感染这样极其痛苦的代价。
这些小分子抗癌新药似乎更平和地起着作用，它们不以消灭肿瘤为目的，但它们能阻止已有肿瘤的生长和扩散，也不需病人为生活质量付出太多的代价。这个观点看起来，和中医的带瘤生存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应该满足于将肿瘤消灭但也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病人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而带瘤生存可能就是中晚期癌症病人长期存活的出路。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正是在抗癌这件事上，看到了病人应该积极参与的那部分—保持积极心态，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但不要试图让肿瘤细胞全军覆没。肿瘤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充分运用病人的主动性，阻止它进展或者转移。
异曲同工，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生们已经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的科研资金来寻求治疗癌症的方法，攻克癌症难题。这些医生所做的许多努力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出发点，就是为癌症这种实际上是全身性的功能失调疾病，找到一种简单的、药理学的治疗方法。
《心理的力量》的作者还尖刻地指出，其实医生们之所以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他们这种缺乏理性的研究，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在推动—大多数是出于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而非科学方面的原因！确实，这些年，我们也能看到不断有抗癌药物问世，虽然它们的改善仅仅是一小步而已，但也足够带来商机，在市场上成为不二选择，无情地挤掉那些老产品。只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抗癌药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而是那些类似于中医、顺势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成效，因为它们把心理的力量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病人成为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也更有尊严的那部分。而对于病人来说，能够战胜癌症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把传统治疗武器和精神态度结合起来。医生提供传统治疗武器，而心理力量提供的精神态度就得靠病人自己了。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鼓动肿瘤科的医生走到那些中晚期病人的病床边去。他不遗余力地用激情澎湃的话语点燃他们的生命之火，用温暖关怀的问询给予病人希望，指点病人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和癌症长期抗衡、共处，最终找到带瘤生存的出路。不得不承认，经过心理调节之后，那些病人本来黯淡无光准备等死的眼神变得有些生机，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超过医生预言的生存期的奇迹。只不过，治疗中还是得加上生物的或是化学的抗癌药物，为了能让治疗方法以更科学的形象、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布于世。谁让眼前的医学世界更倾向于量化、数字化地评价任何一种治疗，而投入给生存质量改善的研究总是研究基金的零头呢。
对于肿瘤的治疗，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像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其实化疗的效果和最佳护理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癌症患者，交给医生用化疗药，还不如直接找个有经验的护士只进行精心护理而不进行治疗，因为那样的生活质量更高，病人不必忍受化疗的恶心、呕吐、脱发、乏力、感染等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而在控制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一说中，人们再次看到了病人自己的作用，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控制糖尿病才能达到真正的有效。而“五驾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了，作为病人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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