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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限生命，死亡是终点。关于死亡的知识永远是抽象的，永远是非亲身尝试不得而知的，于是人们发挥想象，给死亡很多比喻。例如，死亡是人在寻求幸福这只果子中深藏的蛀虫，或者，人的一生是只洋葱，最里边那个不能再剥下去的就是死亡，或者，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必须在“我们怎么去接受生命的终结”这个问题上表态，然后才能往下细谈，才能获得信徒。
生命的对立面死亡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永远也不清楚，但死亡肯定是一生的终点。躯体是物质的、血肉的壳，它会疼，会流脓，会出血，难逃腐烂和死亡。人活着就是这么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要回归地下几尺黄土，默默地腐烂，永远消失。处在尴尬的困境中，人是怎么想出办法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呢？
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针对我们这种天生的无能、尴尬，人们创造了一种英雄体系。它能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参与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具体说来，如：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写本发人深省的书、建立幸福的家庭、积累大笔财富、捍卫某种精神……甚至像杜拉斯说的，“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也算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有人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人缺乏对生命的安全感。而英雄主义就是试图把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成自我永生的安全感。它让人去欢乐地面对死亡，甚至在观念的武装下，去游戏死亡。按照这种英雄体系，如果做了一件“英雄”事情，人似乎就能取得人造不朽。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起码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获得永生，而它也许可以抵消必死的现实，甚至超越必死的现实。
然而，在《拒斥死亡》的作者看来，这种企图获得人造“不朽”的英雄主义，其实并不是人能得到的对生命最深刻的认识，也不一定是面对死亡恐惧的最合适的态度。
“人生观这把戏，我们玩得可厌了，换个花头吧，我们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27岁离世的梁遇春，在《人死观》中这么建议。
建设一个好好的人死观，而非仅仅是人生观。如果英雄主义并非是面对死亡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人怎么超越死亡恐惧？《拒斥死亡》的作者提到一句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话—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他是这么解释的：当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超越最成问题的时候，当他怀疑自己的不朽，怀疑自己生命的持续价值的时候，人就受到自尊问题的最大折磨。在这种时候他不会相信，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真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而衰弱的自尊，正是几乎所有精神病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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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人死观（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冯至在国外读书时，曾经买过一本《死者面型集》，里面是几十位死者的面型，大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诗人。在他们死后，从他们的脸上用蜡或者石膏脱制下来，这些面型保留着每个死者在临死最后一刻的表情。有两幅让他常常想起，因为它们融容自得，仿佛与死和解了。其中一幅是巴斯卡尔，17世纪法国哲学家，在生前，他的思想透明得像结晶体，死后的面型也十分明隽，让人觉得他不但深刻理解了生，且也聪颖地支配了死。
冯至感叹：“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嵇叔夜最后一曲的《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
有许多人在讨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些人认为没有肉体压抑的生活，活在当下，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呼吁把肉体复活为基本快感的根基，来消除耻辱和罪过感，人完全投身于肉体生命，不让任何不愉快、无生气的生活来毒化生存，腐蚀快感。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充分生活于眼下的经验，而成圣于永恒，才有可能超越死亡恐惧。
还有一些人的建议是，和“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对应的是，“设想这样一位不受压抑的人，他强大得足以去生，因而强大得足以去死”。因为“人的自尊最需要的是安全感”，所以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描述的：真正的自由是种精神状态，其中没有恐惧或勉强，没有求取安全感的冲动。
虽然众说纷纭，但起码有一点类似，一个有着“衰弱”自尊的人，会特别畏惧死亡，而他也有可能就是害怕生活的人。而人们那些借助疾病来消解之前价值的举动，可能还是在寻找一种自尊，寻找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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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每三天透析一回的作家史铁生这么看生病，后来他写了本《病隙碎笔》。
和蔡桓公一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着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哪怕花一分钟去思考，这些疾病伴随的感受，是不是人给自己画下的牢狱，或者是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感受，自己放弃了面对的权利？从面对疾病，到和疾病对峙，到战胜疾病，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经过最难得的洗礼，获得健康生活里难以获得的更宝贵的体验？
“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不少病人会问。在生病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种倒霉感。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而不是自己，那就叫幸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疾病光顾了自己而不是旁人，那就叫倒霉。
除了宗教，似乎还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是我？”这个包含着“不公平”的问题—一些宗教曾经把疾病看成上帝降罪的工具。在科学层面上，一些医生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使用着模糊的统计学概念，比如说“你吸烟吗，吸烟很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发病率就是10％”。只有生物学家会用自然选择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人们可能听到了最豁达的关于倒霉感的回答，它来自人生态度，来自自己选择的“面对”。主持人问演员傅彪：“当你诊断为肝癌时，你怎么想？”傅彪答：“肝癌在人群的发生率是一定的，为什么就偏偏是别人应该得，落在他们身上是应该的，落到我头上就不应该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问‘为什么是我’而不问‘为什么就不是我’呢？”
作家史铁生在他21岁时面对突然而至的残疾、突然而至的倒霉，他意识到：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庆幸自己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地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自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在有病的日子里，也是个问题。在那篇写疝气的小说里，中年男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自感时日不多，好多该办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办了，一些该原谅的事情也示以宽容。他开始重新去看单位里的生活、家里的妻子儿女，还有自己曾经未遂的理想……他回顾了前半生，部署着接下来不多的日子里怎么对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一给个交代，有的需要补过，有的需要感恩，有的需要重新和好。因为知道自己生了病，他看周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世界。
只是，这种变化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医生告诉他“癌症”是个误会，其实是“疝气”之后，他躺上手术台，做了手术。之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中年人的生活眼光，一切如常。
在医院里，常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堆人围着病人，有时反而是病人镇定自若，显得更坦然，安慰周围的那些健康人，而那些健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像所有的极端处境一样，疾病能把人的好和坏、强和弱全部暴露出来，或者，因为这种极端处境，唤醒了人心底沉睡的那一部分。
在健康时，人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这边，有时会偏激、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