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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夏天，是他们记忆中多么美好的岁月呵。他们相识了，相亲了，相爱了。那时，曾彩美刚刚从缅甸回国，结束了华侨补习学校的学习，来到了北京市郊的通县潞河中学。共同的爱好把他们紧紧地联系着：他们一同读名著、写速写、搞创作。在假山嶙峋，湖波涟漪，花坛簇簇，丁香飘芳的校园里，留下了他们共同学习的身影。性格极为内向的曾彩美，在言辞上吝啬得出奇。刘绍棠给她读自己写的小说，或是向她讲述自己的某些观点，问她好不好、对不对，她只有两个动作：点点头、摇摇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几乎回忆不出她的声音。他惊奇地看着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典型的俏丽女子，怎么竟有一颗“冷酷的心”？他终于忍耐不住，当面说她是“热带出土的冷血动物。”
她的嘴角挂起了一丝微笑，还是没有说话。然而，他很快后悔自己错怪了她。
那是他们临近毕业前夕，学校准备让曾彩美到国外留学。她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不要去。一去，我们好几年见不着面了。”她就没有去。
她的外语成绩出色，非常希望到大学里专修外国文学。他说：“我是学中文的，你也学中文吧。”她就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
她爱他，爱得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当十九岁的刘绍棠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她刚刚读完大学一年级。年岁尚小，功课正忙，她第一次在他而前说出了不字。而当她看到他由兴奋而变成了失望，痛苦地离去时，她的心象被谁用手指紧紧揪住了，竟鬼使神差地奔跑着追赶上他：“绍棠，我愿意做你的妻子。”
儿子满月了，刘绍棠欢天喜地买鸡抓鱼。曾彩美却依在窗前，拿着自己在缅甸和国内发表的几十篇作品，默默流泪。这些作品正引起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注意，然而今后，她要哺乳儿子、洗衣做饭、操持家务，这一切，对于她这个出生在富有家庭里的小姐，是何等艰难啊；这一切要占去她大量的时间。她很难有精力再去执笔了。正在这时，刘绍棠走进屋来。他理解妻子的心，难过地拉起她的手：“彩美，都是我不好。”“不不，绍棠，早晚也是这样，有限的条件不可能允许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去搞创作，那么就让我早点承担起这一切，使你能静心地翱翔在艺术天国里吧。记住，你要加倍的奋飞啊，因为在你的翅膀上凝结着的是两个人的力量。”
“被践踏而感觉痛苦的人是不幸的；被践踏尚且不懂得痛苦的人又是多么可悲！”刘绍棠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团团蓝色的烟雾对我说：“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多岁，太年轻了，还没来得及真正地向生活伸出触角呵，而那敏感的神经末梢就遭到了巨大而痛苦的磨难，如果没有她，简直无法想象。”
“彩美，我是了。”
彩美笑着问：“你是什么了？”
“我是右派了。”
彩美一震。绍棠却笑了：“右派就右派，这有什么关系。”那时，他对“右派”这个字眼是不屑一顾的：只要能为人民群众写书，管它这个称号那个称号的呢！但是，担任学校反右斗争组长的曾彩美流泪了。紧接着，刘绍棠便也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泪水的苦涩。十月，不到十天的日子里，他三次接受了近两万人的批判。停职等待处理，开除出了党的组织，还被取消了他视之贵重于生命的创作权利。
又是一次言辞更加激烈的批判会，他的眼前是黑黑的一片人。“绍棠！绍棠！你怎么不回家啊？”他清醒了，突然发现会场早已空空荡荡，站在他面前的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曾彩美。她刚刚生完第二个儿子还没有满月，步行跑了十几里地接他回家。
“彩美，我们分手吧！”刘绍棠知道曾彩美的性格，他不想让她难于启齿。
“不，绍棠，我不能离开你，我离开了你，我可怎么活呀！”倘若曾彩美换一句话说：“你离开我，你可怎么活呀！”那刘绍棠绝不会接受她的怜悯的。可曾彩美是这样实实在在把话说出口的刘绍棠紧紧握住曾彩美的手，泪水滚滚而下。
自从刘绍棠被定为右派的那一天，学校便动员曾彩美和他划清界线。曾彩美没有那样做。她决不相信丈夫会反党，结果她被党组织劝退了。她常常一个人呆坐在教室的一角，久久发怔。她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因为自己从15岁开始，就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自己却没能帮助好丈夫；她感到自己对不起丈夫，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地尽到一个妻子的职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绍棠的问题刚刚被人们忘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妻子为了使他免受皮肉之苦，把他送回到市郊农村。而她在市里接受抄家、审查，替他承受了多少皮肉之苦。她带着受伤的身体，来回一百多里路，每隔三天就要骑车去看他一次，帮他挑水、洗衣、做饭，把家里仅存的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罐头带给他。造反派已经封存了他们的存款，她一个月54元的工资，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领着孩子吃窝头，啃咸菜，连一口汤也喝不上，体重从100斤下降到80斤。
打倒“四人帮”，刘绍棠在几年之内写出了上百万字的作品。此时的曾彩美，已经身单体衰了。然而她还用她所有的光热去为丈夫制造着能量。
刘绍棠习惯用天蓝墨水，曾彩美就几次在北京市内买不到的情况下，专程跑到市郊去买。刘绍棠习惯夜间创作，曾彩美就练出了开灯睡觉的本领。事情又何以至此呢，刘绍棠写到兴奋时还每每要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读给她听。她不管多困、多累，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听他读完，点点头或摇摇头。阴霾驱散，宾客盈门。她顶风冒雨，买菜做饭，从无怨言。刘绍棠的同行们激动地把她介绍给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她却说什么也不肯站到镜头前。有几次刘绍棠接到各地作协的请柬，邀请他们夫妻前去旅游，曾彩美说什么也不去。她是把一切都献给别人，自己却从不肯索取的美的女性。当我采访时，想让他们夫妻合拍一张照片，她不拍。刘绍棠发火了：“你怎么了？”她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我看上去要比你大得多了，我不照了。”刘绍棠的双眼也湿润了，他理解她说这话时的心情，激动地拿出作家玛拉沁夫写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信上高度赞扬了曾彩美的品德：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为你牺牲所刻的光荣的标志，她是中国妇女的自豪和骄傲。刘绍棠激动地告诉我：“是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容颜可能衰老，但是我们的爱情永不枯竭。只要我们生活着，她的美丽便永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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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2325
Title ：洗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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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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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丽·柯兰基罗初到芝加哥《每日时报》做实习记者的时候，本市新闻采访主任给她的工作指示是：“每天阅读时报的每一个字。”
泰丽依着指示做，结果于1944年10月10日下午在分类广告里面发现了三行小字。她用黑蜡笔把下面的小广告圈起来，放在魏汝殊主任的桌上：
悬赏五千元寻找1932年12月9日杀害警官伦第的凶手，请于每日下午12时至7时致电话Gro．1758号。
她说：“里面可能有文章。”
魏汝殊表示同意，并召外勤记者占姆·麦奎来，指示他说：“查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奎不久便向魏汝殊报告：“登广告的是一个名叫狄丽·马哲克的妇人。她的儿子祖贻于11年前因为杀了一个警官，被判徒刑99年，现在卓烈埃特监狱。”
魏汝殊说：“查查这妇人哪里来的5000元。你也许可以写出一篇文章。”
他说得果然不错。数周以后，这件事便轰动了整个芝加哥。
外勤记者麦奎在10月的某天下午寻到狄丽的时候，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矮小的妇人，发已微白，斯拉夫种族的高颧骨上显出老态，肩头下垂，显然是操劳过甚的结果。她用生硬的英语慢慢地说：“祖贻是好孩子。祖贻没有杀过人。”
麦奎问她有证据吗？她说没有，因为唯一的证据已被陪审团否定了。这便是她要登广告的原因；她悬赏寻求杀害警官的真凶，想由此证明她的儿子无罪。她已储款5000元以待。
“你这笔钱是怎样来的呢？”麦奎问。
狄丽说：“我夜间在城里一座办公楼揩洗地板。自从我儿子祖贻坐牢以后，我一直揩了11个年头。”
狄丽的丈夫在牲畜栏做工，但常常无工可做。她知道要用金钱探寻真相以求祖贻的释放，不能靠丈夫的收入，因此便从事这份她唯一能够找到的工作。她用两手两膝，替一座办公楼揩洗地板。每夜做八小时，每周做六夜。这样她揩了11年——3500个辛酸的夜晚，数不尽的大理石地板，海洋一样的肥皂水，这样过着心痛腰酸的冗长岁月。可是她的勇气从未受挫。要积存5000元是须要揩洗很多很多地板的，但现在狄丽已经有了这笔钱了。
“你登了广告后有人找过你吗？”麦奎问。
狄丽摇摇头。她说从前也曾登过一次，赏格是3500元，当时没有人答复。
麦奎回报馆后，把采访到的报告了魏汝殊。
“这孩子真的无辜吗？”魏汝殊问。
麦奎说：“这正是我所疑虑的事。老太婆深信他是无罪的。”
魏汝殊下了断语：“最好从这个角度调查。如果这孩子是清白的，就让我们来营救他吧。”
麦奎和时报另一个外勤记者花了十个半月来发掘隐秘着的证据。狄丽继续洗她的地板，每星期把积蓄存入银行。
这件污秽的案件开始于1932年12月9日的下午，在一家名叫维拉的中年妇人开设的地下小酒吧。那天下午2时45分，刚下班的巡逻警官伦第踏进这间非法酒吧，由维拉亲自招待。就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