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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了让立法者的表达不承受压力。假如在会议厅近旁、大堂里过道里，聚集着愤怒的激昂的抗议民众——或者是过分热情的支持者，或者是非常悲哀的诉冤者，又是演讲、又是口号、又是唱歌，必然会产生“广场效应”，形成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气氛。这种气氛必然在议员们心理上造成压力，就可能迫使他们屈从民众压力而扭曲立法。立法就是立规矩，必须是公正的，长远的，顾及全社会全体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不是谁的嗓门大就偏向谁。因此，立法应该是“利益中性”
的，是理性的过程。如果让议员们身处狂热民众的实际包围之下，这个理性过程就难免转变为非理性过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法国大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时期，都发生过议员在那里立法，民众冲进议会大吼大叫
的情况。更有甚者，民众甚至军人在那里持枪威胁立法者，甚至用武力驱赶议员。走到这一步，所谓民主当然就全玩完了。
正是为了杜绝上述情况，才立下规矩，国会大厦里面是不允许民众进行任何政治表达活动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想演讲、想表达、想示威，得上外面去。到了外头，随便你是什么人，随便你表达什么，怎么都行。既然有了这规矩，就得严格执行。结果，不听警察劝告的桃老太和她的支持者，就在国会大厦被警察抓起来了。警察不抓都不行，他们不敢开这个先例。
谁都知道桃老太没有恶意，再说，还是个九十岁的
“长征纪录创造者”，大家都敬重她。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坏了规矩。法律的特点，就是没有例外。所以，桃老太还是必须接受逮捕和上法庭。联邦法官升堂开庭，该怎么审怎么判，还是得按规矩来。不能看在是祖母级的老太太份上，就破了规矩，因为规矩一破就没有个头，别人也会找理由破上一回，否则不就是不公平了吗？规矩一破，这法律就不成法律了。
桃老太特明白，所以一开庭她就“认罪”，趁着“认罪”的机会，她又在法庭陈述中，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改革的看法，对“民主”的认识，给所有在场的全是孙子辈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记者和看热闹的，好好地上了一堂经典民主课。
法官也挺有意思，判处她“囚禁已关押之时间”，多少时间呢，没说，反正她是正式逮捕过了，就是一分钟也算是“已关押之时间”了。她和她的支持者们立即“刑满释放”，每人判交十美元法庭手续费。
这判决，大家都觉得公正。判完以后，也就是按规
矩做了之后，法官恭恭敬敬地把桃老太请到自己办公室里，表达自己对老太太的敬意。就是在那个时候，法官对她说了那段话：“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
记者报道说，法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和周围的人，眼里都闪着泪光。
第三辑两千年前那个叫西塞罗的老头儿
读书的时候，偶然读到罗马人西塞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他认为，究根究底的话，人与人之间，就跟一个人自己和自己那么相似。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后来发现，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要削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亚当夏娃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状态。可是，这种对人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是在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我们现在离开伊甸园已经很久很久了。经历过无法无天的社会，建立“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向往。可是，什么是“法治”？“法”里面，有没有陷阱？我们开始崇拜法律，法律就变成戴着桂冠的文字。一个条律出来，不管有没有道理，只要说是“法律”，大家肃然起敬，或者战战兢兢。好像一段文字只要顶上“法律”这两个字，没理也有理了，不从也得从。
这好像有点问题。这个问题，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
在考虑了。那个时候，罗马人已经有了人类的初始民主，民主决定的法律，总不错了吧？西塞罗想想觉得还是不对。他说，君王、法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法律，当然可能是错的，那么，假如“人民的命令”就是“设定公正”
的话，那么，假如大众投票通过一项法律说，现在可以抢劫了，难道就真的能出去抢东西了吗，抢了就是符合正义了吗？西塞罗琢磨着，人应该有一种“本性”的东西，它不会“屈从愚氓者的意见和命令”。那么什么是“本性”呢？结果，这老头儿就找到如伊甸园里那种人的最初状态中去了。
一旦进了伊甸园，我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的话，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只要这么一想就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无辜地就被关起来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儿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什么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只要把立法的人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正义不正义了。比如说，你打算
立法，规定说，某人没犯罪，执法机构就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觉得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的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一杆秤。用它来衡量法律，就是现代人说的“司法复审”的依据。这样，法律才不是随心所欲的东西，才让人口服心服。
我突然想，当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许多其他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比如说，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我们哀叹，我们的传统文化曾被激进的“革命”文化打倒，现在，我们又面临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作为一个特定民族的子孙，我们道德的依据在哪里？有人要重新开掘千年的中华古文化，有人要推崇外来的文化。我想，不论一种文化来自哪里，假如能够最后站住的那一个部分，一定是与人的“自然状态”和谐的那一个部分。比如美国《公民读本》中，教育孩子们养成民主性格的内容，就与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相同。我们与其费心争吵，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还不如回到伊甸园、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看看我们作为
“人”，有些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在不同的文化中，先找到我们共同的基本理想，比如说，公平、平等、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坚持我们共同的起码品质，比如说，诚实、诚恳、宽容和爱。
我们不要忘记西塞罗老头儿的看法，在像伊甸园这样的地方，我们都是同样的亚当和夏娃。
第三辑四两如何拨千斤（1）
一、最谦卑的仆人
1793年夏天，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受华盛顿总统委托，以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名义，写信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要求他们为行政分支在外交中面临的二十九个法律问题，提出意见。比如，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到底该由国会立法宣布，还是由总统决策宣布。
几天后，华盛顿总统收到了由六名大法官中的五人亲笔签名的回信。这封短信很有意思，值得在这儿全文照录：
费城
1793年8月8日
阁下：
我们已经考虑了国务卿根据您的指示在上月18日给我们的信中提出的问题。
宪法为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制约的政府三个部门之间划出了分界线，而我们是作为最后之倚仗的法庭之法官，这两点考虑给我们以强烈的理由认为，
不由自主地参与超出法庭职权的问题之决策，是不适当的；进而言之，宪法给予总统召集各部门首脑征求意见之权力，显然是有意地且明确地仅限于行政之各部门。
我们对可能招致您的行政分支困难的所有事情表示万分的遗憾；但是值得宽慰的是，我们深信，您的判断能够辨明是非，您的一贯的慎重、果断和坚定，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为合众国保持权利、和平和尊严。
怀着深切的尊敬，我们有幸是您的
最恭顺的和
最谦卑的仆人约翰·杰伊
詹姆斯·威尔逊
约翰·布莱尔
贾·伊莱德尔
维·帕特森
通常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地位和权威，是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中，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