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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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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苦修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    
    寻访杨家坪    
    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    
    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特拉普派,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随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人。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缘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这里是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们称它为    
    “神慰”。    
    “神慰”的开创    
    每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    
    寻访杨家坪    
    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出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佐治亚州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佐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第四辑寻访杨家坪(2)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特拉普派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垦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    
    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平衡的方式。进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源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还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我们熟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十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为社会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区别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远只是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扩大,不向社会强制推广,甚至根本不作宣传。相反,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愿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程序,目的是让产生修行愿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每一个阶段结束,假如这个愿望没有中    
    寻访杨家坪    
    止,见习修士将有一个誓言,定出一个有限的进入修院的时间。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结束时,逐步加长。直到最后见习期完全结束,如果决心已定,签下一个终身誓言。即便如此,当一名修士最终改变个人意愿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违背自己的终身誓言,离开修院。修院根据他逗留时间的长短,给他一笔钱作为这段时间的劳动报酬,让他有条件安排新的生活。    
    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他们很珍惜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区。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样,教堂是他们精神的聚合点。因此,他们即使只有原始的滚木铺垫的运输方式,还是亲手运来沉重的花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径的柱子,成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土。他们不仅在内院有自己的小花园,在一条条山沟里,他们逐年清理乱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树。春天粉黛的杏花缭绕着山谷,秋天修士们亲手制作出当地最好的杏干。他们有了自己的砖窑支持扩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栏羊圈,供应肉食和每天的鲜奶。菜园也在扩大,除了封冻季节,蔬果不断……。即使没有那些旧日的照片为证,想象他们艰辛的开创之路,对于我们来说,都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熟悉弗兰西斯和他的圣灵修道院,还有他那些幽默、随和、勤劳的修士兄弟。这是我们可靠的活的阅读注解。    
    杨家坪修院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只和教会还保持一点遥远的联系。依据修院的自治原则,他们营造着自己俭朴自然并且基本封闭的生活。    
    苦修院的毁灭    
    可是,躲避革命与战乱的特拉普派修士,寻觅到遥远的东方,也并没有寻到世外桃源的安宁。索诺修士去世仅仅七年,1900年,义和团风潮席卷中国,洋人洋教成为主要的攻击和掠杀目标。虽然修道院是内向封闭的静修之地,不同于任何教堂和传教场所。可是,义和团民并不打算加以区别。修道院一度被大批义和团民包围,形成对峙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索诺的继任者,同样是来自法国的范维院长,忧心如焚,急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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