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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四月十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后，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
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后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像的愚蠢的部署。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于”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三、四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的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墨三兄，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
顾说：”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共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共军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四月二十一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四月二十二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八章：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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