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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婚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三日下午七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十七年二月一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惟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十七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二月七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惟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一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自祟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一月十五日发动，十七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一月二十一日我军发动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拚死抵抗。双方在汩罗河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碎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己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辏А⒑斡η铡⒗盍揖臀业奔囱芯空娇觥Ｋ且恢轮髡畔靼资纤炕卦涛浜骸５俏业呐卸希胨侨巳创笠炱淙ぃ抑髡乓幻媪畛套苤富邮杖莸谒穆肪鸩降挚梗僦偷芯苯幻媪畎壮珈还艘磺校髌频泵嬷校杆傧虺ど惩平３ど橙缈耍涑ぢ飞系牡芯匀徊徽蕉＃思垂湃恕蔽壕日浴暗恼铰浴＠盍揖绕奈斐馊粑揖コなЮ涑ぢ飞系牡芯票爻诵橹比∥浜海蛭赫跃闶В巴静豢吧柘肓恕Ｎ宜担芯乘粕窃缇嫦乱埃袈虐苤啵幕辽ⅲ绨次业募苹葱校壮珈乜顺ど常婢种溉湛啥ǎ怀鲅盏庇薪荼ā＠睢⒑巍⑻啡唤沤桑芩玖钍币蚴赂吧虾＃患扒胧尽Ｗ詈螅蠹彝馕业募苹畎浊暗凶苤富硬还艘磺校惫コど场０资显谇跋叻畹降缌詈螅嘶泳龌鳎浇越荨Ｎ揖送鏊渲兀坏谄摺⒌谑帕骄溆谝辉露呷展ト氤ど场３ど臣绕疲涑ぢ飞系兴氖木觳桓伊嫡剑蕉赐ズ蛳嫖魈哟堋５薪钇废伞⒁剁鳌⒘跣恕⒑渭却衣什胁浚油婺媳η煲淮揖挝沧坊鳎剂旌庵荨Ｎ醇福康芯憬邮芨谋唷Ｏ媸≌绞虏坏桨朐拢煸猜嬉欢温洹＠钇废傻牡诎司⒁剁鞯牡谑⒘卫诘牡谌坏鞯胶闭怠Ｅ驯涞牡谒氖木ひ犊我亚碧樱筛本ぷ夼粽衤柿旃楸啵髦廖洳唇馍ⅰ�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淡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李烈钧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二月二十八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急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以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作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以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跷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己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七军军长，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惟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自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情之常。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民国十八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