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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领导人不满足于对我——或我的妻子——或我的孩子们——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现在也把我的小狗——法拉包括在内了。不像我的家庭成员，法拉对此十分反感。当他听到共和党杜撰作家编造故事说，我把他留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后来又派一艘驱逐舰去找他——花了美国纳税人两三百万乃至二千万美元时——他的苏格兰心灵狂怒不已。我可惯于听到关于我本人的谎话，但我认为我有权利表示反对针对我的这只狗的诽谤说法。”
罗斯福后来对霍普金斯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竞选，对手不能也不配与我在政纲上较量，总是恶毒地在这种层次上发起进攻。那个堪称真正对手、能激起自己斗志并能使他产生敬重之情的正直的威尔基已于１０月８日逝世，罗斯福对现在的对手——杜威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舍伍德有一个双重假设：假设威尔基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罗斯福说不定不想竞选第四任。
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本份，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罗斯福以选举人票４３２票对杜威的９９票，选民票以２５６０万票对杜威的２２００万票获胜。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０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
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３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他为此花了不少钱为他们买机票和车票。
１月６日，他向第７９届国会提交了１９４５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说：〃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１９４５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１９４５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１９４５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１９４５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令人们扼腕叹息的是，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可立即看到的时候，它们的最主要缔造者却没能看到。
即使是在战事相当急迫的时候，罗斯福也没有把战争与和平这两大主题分开考虑，尤其是没有回避有关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从过程上看，罗斯福在处理这些重大事务时表现得轻松自若，以至于有时显得随意和乱套，战后美国的批评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他多有指责，说由于罗斯福对苏联的暧昧、让步或软弱而导致战后苏联〃铁幕〃的拉大和东西方的仇视或裂痕，或说天真而不现实的罗斯福让步过多，而让斯大林得寸进尺，大捞便宜；如果罗斯福通过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或强硬的态度去对付斯大林，就能够遏制苏联的扩张。有些批评家还指出，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若追本穷源，当首推罗斯福。其实，这些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失之偏颇，或有些意气用事。罗斯福能够超越或透过弥漫的硝烟而把眼光定格于战后世界格局，能够为那个寄寓着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组织奔走呼号，甚至呕心沥血，并使之初具雏形，已充分表明身负重任而深谋远虑、于艰难时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罗斯福莫属。他的忧患意识和洞察力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或观察的限度。而这些批评者，只是关注了罗斯福的行事风格。他们忽视了后来的结果是由许多罗斯福无法控制的趋势或事因而促成的这一事实。
罗斯福意识到，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已上升到首屈一指的程度，只有苏联在军事方面聊可与美国比肩而立。他在开罗会议前夕对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以此出发，罗斯福寄望于战①后美苏要和平共处，并设法影响或作用于其他各国，将其纳入基于美国式价值观念的战后格局或和平轨道。他渴望成立一个具有维护和平能力的新的国际联盟，并非仅仅由于相信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的有效性，而主要是相信这个机构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持久地发挥这种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①（美）埃利奥特·罗斯福：《应运而起：白宫的罗斯福一家》，纽约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４５页——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包含有〃地理政治〃或〃地域性国际化〃的意味。他设想，获胜的盟国在一个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与传统的势力范围溶为一体的全球体系中通力合作。他深信战后的事务将要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而每一大国对其所在的地区负有特别的职责和突出的利益，但这些地区是互相开放的范围，而非排他的或封闭的王国。这一维持和平的战略体系并不妨碍一个地区的传统发展渠道。在这种格局中，门户开放的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同共产主义及改革后的欧洲帝国主义（英、法）共存。鉴于丘吉尔已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初前去苏联与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可憎的〃关于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罗斯福更倾向于他的规划具有消毒性甚至解毒性的功用。罗斯福基于自己的理念，认为他们两人间的这种协议对欧洲和平和人类文明具有毒害性。具体而言，罗斯福设想在战后世界格局中，美国将主宰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两国将看管西欧，并充当票前殖民地的〃托管国〃。苏联则将维护东欧及其邻近的曾在沙俄控制下的东北亚部分地区的安全。国民党中国暂时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因为它本身有待从日本侵略中恢复，同时还受到内战的威胁。罗斯福希望一个复元后的中国能逐步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敏感地意识到，斯大林仍怀疑有一个以美英为主的威胁苏联的国际阴谋。他要做得让苏联没话说。
罗斯福清醒地看到，斯大林更多地是基于这种怀疑而固化了自我防范意识，他的许多扩张行为都是打着增加苏联自身安全系数的旗号而进行的。因此，罗斯福就设想凭藉自己的道义权威和在国际上所产生的信任程度，以积极的行动迫使莫斯科没有理由继续高举这一旗号。但同时，他不能不承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由于欧洲诸国一言难尽的抵抗运动，苏军在击溃德军主体部分的同时已顺势控制了东欧——即将被作为苏联西边一条宽广的军事和政治缓冲地区的〃铁幕〃。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爽快地承认也许还能增进好感和顺延战时的合作，同时还可以满足美国的舆论。
与那些批评者的观点相反，罗斯福积极地做了限制苏联势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绝让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主张美军驻扎在德国南部，赞同丘吉尔对巴尔干的安排；在波兰疆界和波兰政府组成上与斯大林激烈讨价还价；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问题持理智态度，争取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坚持把中国当作大国而不顾英苏的揶揄和反对，以便用作对付苏联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这些在雅尔塔会议及其前后的表现，无一不反映了罗斯福对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罗斯福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间的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构件。赫尔国务卿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显然，罗①斯福战时对华政策包含着短期的和战后的双重考虑。短期政策即从各个方面增加援华的力度，以〃维持中国继续抗战〃或使中国成为〃抗日的有效基地〃，这样首先是具有军事意义——通过把数量众多的日军牵制在中国，来减轻太平洋战场美军的压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它对〃影响亚洲人民对联合国家的态度肯定是有帮助的〃。罗斯福在１９４３年９月，对韦尔斯说：“尽管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军队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１９４４年５月，他向斯大林转达口信说：蒋是使中国能够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遭到破坏——
①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１９４８年版，第２卷，第１５８３页——
但是，蒋介石设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是：把美援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囤积起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内部的反共斗争，以强固独裁政治；由美国承担起支持和保卫国民党政权的义务，并通过美日的直接对抗来解决中日合作。这就决定了蒋介石是不会与美国的短期政策真诚地配合的。为了自圆其说或搪塞美方，蒋介石在１９４１年致罗斯福的回信中称：国民党的抗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须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之内蔓延。〃当罗斯福通过多种渠②道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及其军队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