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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它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代表的工作范围限定于女性。又古代所谓的“工女”，专指从事桑蚕、纺织和缝纫的女人，这大概是做女工的意思通于做女红的原因。由此推测，“做女红”的说法，大致应该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桑蚕业兴起的时代。这已经很古老了，至少早于先秦。《诗经》中多有桑间陌上的记录，《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中的《氓》，更是由以布易丝开篇，叙述被遗弃女子的痛苦，开中国“弃妇诗”的先河。周朝卫国处于河南河北相接的地方，那个时代，中原一带的气候大概是适合植桑养蚕的，而生态的变化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徙，使桑蚕以及丝绸生产业逐渐随之南移，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南方的特产。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超越地域的，首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汉字偏旁，派生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词汇。比如，绪的原始语义是丝之端也，经与纬都是织布时纵横的线路。如是说来，实在不应该小看了做女红，它几乎是文化的源头，关联着一大批词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
起于中原，始于先秦，使“做女红”的说法拥有了广阔的时空范围。而它的具体内容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棉花的引进与普及，棉纺织品代替了丝织品，产生了一个新的字“线”，特指粗于丝而细于绳的同型物体。棉线是用棉花纺成的，故有丝的偏旁而以注声字区别质料。陕北民间的口语，称纺棉花为纺线线。丝线并列，既指两种质料的混合品，所谓棉加丝，也代表所有细致的绳状物。随着棉纺织品的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线的语义不仅脱离了丝，也大大地超过了丝的语用范围，关联着人体、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广泛事物，神经线、电话线、前线，以及路线斗争等，都是以线为中心词。做女红的内容再一次成为文化的起点，具有了普遍的象征意义。
由引带来的阶级、文化差异，也扩及到整个社会。棉花取代了兽皮的御寒功能，成为了低廉也是普通民众承受得起的四季穿衣用度。由此形成的平民性文化特征，也是读书人自我标榜的寄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工艺的考究体现着贵族精致的生活质量，而布衣粗食则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标准。自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喜欢自称布衣，连诸葛亮贵为一国之相，还要在《前出师表》中，声称“臣本布衣”。魏晋以前的名士，都要标榜出身高贵，且需华服美容才有资格，故有魏晋仕人“痛饮酒，熟读《楚辞》，可为名士”的反动。传统的工女成为了少数人的仆从，从宫廷到官宦富商，都养着做丝绸刺绣的专门人才。就是民间的织户，也首先是为朝廷生产，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江宁织造，专门督办民间丝绸纺织品的采买进贡事宜，是官商。能得到这个肥缺，有赖于曹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许多年以前，在苏州参观苏绣工厂，女工们把一条细丝线擗成二十多投，以各种针法在薄如蝉翼的丝绸上，绣出有立体感的色彩层次。一个工作日也绣不了一小块，一件绣品短则一周，长则数年。一位从海外来的女汉学家摇着头叹息道，这样的艺术实在是太残酷了！估计绣工们中年以后，目力都不会太好。
棉纺织则主要是面对平民百姓，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主要靠女人的家庭式生产，是否形成过产业都是个问题。男耕女织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典型生产方式，纺线织布的主要原料是棉花。一直到抗日战争，北方民间交纳的军鞋等，主要还是靠手工机织的粗布为原料。做女红的范围首先是一个农家所有成员四季穿着的棉布衣物，纺线、织布、搓麻绳做鞋、剪裁缝纫，甚至漂染，全都靠家庭主妇的一双手完成。如果有女儿的话，还可以有一些帮衬。一个北方的家庭主妇，通常做完了秋装做冬装，要赶在季节来临之前，准备好一家人的衣物。有一句流行甚广的民谣云：“秋风凉，秋风凉，懒老婆，着了忙。”除实用以外的针线活，比如剪花样、刺绣、编织等，也是一个称职的主妇必不可少的修养。这样全面的技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够习得，也需要有相当的聪明才智。故民间有在农历七月七日深夜，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的时候，女孩儿家乞巧的风俗。有一双巧手，是一个女人一生中靠得住的幸福，而有一个手巧的主妇，也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幸事。
棉纺织业的兴起，是近代开海禁之后的产物。这对于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一个很大的解放。随之流行的棉布女红新工艺，也影响着女人们的趣味，比如十字花纹的刺绣就是棉布的特产。而机械的广泛应用，也产生出新的女红方式。比如，缝纫机的普及，比起手工业快了不知多少倍，换上特殊的压脚，连多种花色的刺绣都可以完成，而电脑控制下的刺绣，几乎可以乱真，只是种类有限。尽管如此，不少的老百姓还是不认可，我下乡的地方是本省主要的产棉区，当地的老乡基本不穿机织的“洋布”，原因是花钱还不结实，而且穿在身上凉。他们穿的都是家织漂染之后的土布，也有简单的格子布，是把染了色的线和白棉线交叉着织成。因为棉花的纤维长，织出来的布确实比山区的粗布要细致得多。那里还出产一种紫花布，棉花的原色是鲜亮的土黄色不用染，一般是用来做男人的裤子。近年北京的市场也开始卖紫花棉的织物，称作彩棉，比白棉花纺织的衣物要柔软得多。
女红内容的再一次革命，是由于毛纺织业的兴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毛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且创造出自己的名牌，著名的羝羊牌毛线就是其中的一种。随之引进的，是打毛衣的新女红，区别于传统女红棉活、单活的分类，俗称毛活。城市里的妇女几乎多少都会一点，两根针别来别去打出各种衣物，有的还能花样翻新地创造出各种针法，织出不同的图案与花色。技术的革新，使毛线的品种型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最细的开斯米与最粗的棒针线，都可以带动毛活样式的潮流。与之相关的则是工具的变化，最初的毛衣针是木质的，后来又有了各种金属的，一直到以尼龙绳连接两根很短的金属棒针，都与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有钩针，一扎长的金属细棍儿的一端做成一个小钩，带动着毛线穿来穿去，勾出各种花样。和手工毛活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机械化的毛衣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打成的毛衣简称机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出现了家庭用小型毛衣机。多数是用于城市里打毛衣的家庭作坊，专门承揽零散的毛活，冲击着城市妇女为人工手工打毛活赚钱的职业。只是花色品种相对比较单调，还不足以和手工打毛衣的能手抗衡。大约二十几年前，小型的毛衣机走近普通的家庭，不少主妇们开始用它为家人打毛衣，这大大地减轻了家务劳动。
毛活也同样体现着阶级的差异。首先是城乡的差异，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妇女们基本不会打毛活。就是在城市里，底层的市民阶级也消费不起毛线，所以他们的子女多数也不会打毛活。一件毛衣或两斤毛线，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彩礼。在我下乡的地方，大都市来的知青，私下嘲笑当地和小城市知青，连毛衣都不会打。作为家庭劳动的毛活，大多是城市里面中等偏下的家庭，主要是为了节省手工钱。机织的毛衣贵，但是有型，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就是挺刮，是买办一类从业人员的首选。正式场合中，很少看见有人穿了手工毛衣出场。但是，特别灵巧的女人打出来的毛活，几乎可以乱真。一件普通的毛衣，手工费大约是五元人民币，一个手快的家庭妇女三两天打一件毛衣不成问题，如果在活计多的春秋旺季，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不会低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是这些年风气大变，着装的随便成为时尚，毛活的价值也以手工的为好。一些毛衣厂雇用大批的女工，按照外商订货的式样，用手工编织毛衣行销世界，通常是用大棒针织成松松垮垮的样子，用彩线拉织出动物或风景的简单图案。
虽然毛线的消费不普及，但打毛衣的技术却很快传到了穷乡僻壤，具有维新倾向的乡村妇女，把它应用到棉线的编织。工厂里的劳保棉线手套，成为重要的原料来源，攒够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拆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