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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是在国家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历史上每一次国家民族危亡之时，都会出现一批民族英雄，同时也会有汉奸、叛徒。国家危机当然首先考验着政府，但同时也考验着每一个公民。这种时刻，救国是最起码的做人标准，又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这时，无论哪个党派，哪个人只要能高举救国的旗帜，它就顺民心、得民意，就能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领导全民的抗日战争中得到民众的认识和拥护，终于战胜国民党，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人可立成英雄，扬名于世；也可立成汉奸，遗臭万年。周作人，本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炮声一响，便当了汉奸。千百年来，岳飞和秦桧已经成为爱国者和卖国者的代名词，分别代表忠奸的形象。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凡当时为民族、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都是爱国的，他们所体现的爱国精神并不会因现在的时势不同而失去光辉。所以苏武、辛弃疾、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仍然受到今人的崇拜。爱国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才得以发扬。同样我们也尊敬如华盛顿、斯大林、丘吉尔等一切其他民族的爱国者。只要不妨碍别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为本国本民族利益奋斗的人永远是高尚的。
报国是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心，是尽心尽力地付出和奉献。一个人可能生不逢时，不能出现在救国的战场；也可能智力不够高，没有更深的治国良策；但却可以时时处处尽到报国之心。他可以将自己力所能做的事全部联系到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上去。邓稼先是一个典型的尽职报国的爱国者。他在世时，甚至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于他又有何碍？他静静地为中华民族完成了一件大事，造出了原子弹，让民族直起了腰。袁隆平也是一个尽职报国的爱国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在田野上，在稻田里奋斗。因他的优质杂交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报国心是一份平常心，就像在父母面前的一份孝心，是不要特意表现，但要时时准备、事事尽心的。当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做到这一点时，国家就会格外地强盛，民族就会格外地兴旺。
忧国、救国、报国是我们在不同形势下所表现的爱国方式。少先队有一句口号：时刻准备着。对一个爱国者来讲，他时时刻刻都在准备为国效力，为国献身。他的每一缕思考，每一次行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化作对祖国的奉献。
（四）
现在谈到这本文选本身。
当我们理解了爱国的含义后，回头再看表达爱国的文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比其他题材的作品更为难写了。原来一篇有震撼力的爱国文章必须同时具备时代精神和牺牲精神。它并不是随便哪一个人挥笔蘸墨就可写成。它是历史老人调动时代的板块，在碰撞、选择和冲突中迸发出电光；它是爱国者燃烧自己的血液和生命绽开的云霞。这种至理至情的雄文，是时代所写，是生命所写，是人民群众推举他们的代言人所写。爱国既不是一个偶然的冲动，也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应历史规律而生，又受历史的反复检验。一篇爱国文章大约至少要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看出它的历史价值。像《岳阳楼记》、《少年中国说》、《可爱的中国》、《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时代的写照，是思想的丰碑，本身就记录了爱国是怎样战胜腐朽而推动历史的。像本书中收入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广播讲话》、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的一封信》、农民知识分子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叶挺将军的《囚语》等过去都鲜为人知，但它们的理性光芒还是穿破了历史的尘埃。爱国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更不是精心编制的故事，它是作者的全身心投入，是义无反顾的牺牲与奉献，是他自身激情的燃烧。马寅初、彭德怀、杨伟名等，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做火把，照亮众人的眼睛，照亮历史的路途。当他们写出这样的文章时就如谭嗣同坐等被捕，如黄继光以身堵枪眼。他们是用生命换得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一种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爱国的文章才格外有教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成了传承民族精神的阶梯，成了一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的乳汁。一代爱国名将叶挺在《囚语》中，回忆自己精神和信仰的养成时说：“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流涕。”现在叶将军等先辈又以他们更多的血写文章感动着我们这些后来人，同时也激励我们要为后人留下爱国的事和文。
爱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本文选主要选录1840年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记述爱国事件、人物的文章。其中有不少篇章的作者本身就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立业、立德、立言都堪称楷模。书中也少量选录了一些古代和国外题材的爱国文章，以说明爱国精神，古今中外，都为人们所敬重。
（2004年11月）
《红色经典》 下篇把栏杆拍遍（1）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惟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掠，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都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快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
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
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惟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句生活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他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