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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他在独特的路径中遭遇历史、时代，遭遇不仅在他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其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重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在诠释李辉这些文章的“路径”时，我想起马尔科姆•；考利（Mal Cowley）在《流放者的归来》中为自己写作的“定位”：“我所要写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思想是属于某种类型的；不是人们认为他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他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或书评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半无意识地指导他们的行动的那些思想，他们所赖以生活和写作的那些思想。换句话说，我试图写的是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的，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形势产生思想，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这些思想互相冲突，最后这些思想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在变动的时代中作家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更起着晴雨表的作用。因此关于迷惘的一代及其流放者归来的故事将具有另外的意义；它将使人们联想到美国知识界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在繁荣的日子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样达到这一时代的终点的。”我想，李辉试图要做的也许就是：以追寻历史的方式拷问变动时代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并叙述他们是如何与世纪同行的。
我赞同李辉在超出做学问的范畴上对自己写作意义的估价。他在《人生扫描》的“后记”中说：“我并非历史学家，但我总觉得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无意之中履行着一个历史学家的部分责任。因为，谁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子，谁也不可能剪断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我们每日感慨现实，评说现实，其实便走进了历史范畴。于是，在凝望现实并拥抱现实的时候，对许许多多往事的追寻，与一个个世纪老人的交往，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早已超出了做学问的范围。我愿意借不断的追寻，人生复杂的历史，体味历史场景中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起来。”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沧桑看云”时的李辉（二）
李辉以他体味到的历史情境和精神来开始他的追问。他带着孤独、尴尬、怅惘、困惑去追问，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学者以知识分子的写作试图深入历史时的真实境况。当李辉以“沧桑”表述他对历史的总体感受时也同样表述了他自身置于历史之中的精神沧桑。在矛盾状态中穿透充满矛盾的心灵，由此，我们终于发现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老舍、邓拓、吴晗、梁思成、赵树理等“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李辉所要揭示的文人的命运悲剧正在这里。这些结不仅把时间捆住也把历史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是停滞的，历史是循环的但在这里是凝固的。这个结牵引着百年的沧桑与血脉，她所蕴藉的不仅是丰富的痛苦，也是单纯的痛苦；不仅是矛盾的痛苦，也是一致的痛苦；不仅是理想的痛苦，也是绝望的痛苦。李辉在体验它、穿透它、描述它，并因此复活和阐释了他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人生要义。这是李辉带给我们的精神震荡。我在阅读时常常觉得，所谓历史之沧桑有时正是在这种种灵魂的折腾之中形成的，一波波心灵的涟漪最终交汇而成云与海。
但我觉得李辉的深刻性、历史感并不止于此，他始终试图解开“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的理念与冲动，是“沧桑看云”系列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又一动人之处。这样的理念与冲动，在“解构”学说不时兴起的文化境遇中，从一个维度标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以及整合历史的角度。应当说，李辉于此是谨慎的。他始终对自己是否能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既抱有自信但同时也小心翼翼。正像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人只能描述他所观看到的历史一隅，而全貌则可能永远掩映在迷雾中。它可以诱惑人们注视它，试图解说它、梳理它，但实际上，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唯其如此，李辉的努力也就更显“悲壮”。他带着询问的目光向人在历史中的“极限”挑战。在阅读中，你会觉得李辉始终带着询问的目光，而这目光又是那样紧盯着历史、紧贴着人物，于是你感到无法回避，于是你也一样开始询问。李辉在询问着。面对田汉“至死也疑惑不解的目光”我们会想到什么？“理想和信仰，风起云涌的时代，塑造了一代忠诚、热情、杰出的人物，却又为何任由扭曲的政治将他们吞噬？承受悲剧的究竟是田汉他们，还是历史本身？”梁思成以他的方式寻找着永恒，但又注定伴随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他选择了梁启超为他设计的文化之路，但并不能避开政治；邓拓最终是以死的方式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结合在一起；夏衍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又处于怎样的境地呢？他们“未必不愿意用创作配合现实政治———以往曾这样努力地做过，也未必不把资产阶级的观念视为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他们走过的路，他们长期生存的环境，他们因此而形成的所有修养、艺术观念，却又必然地与教条主义、简单化、片面化相排斥。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但此起彼伏的运动，令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感到疲倦。而当无休止的批判降临于自己身上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渐渐为现实政治所冷落、所排斥，他们于是越来越陷于一种不能自持的境地”。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探询中，李辉有分寸地把握住了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场景”中的基本冲突：政治与文化。由这一冲突形成的各种命题及其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的关注不仅需要学养而且需要学术勇气。在对这一冲突的体验、理解和描述中，李辉又由对“特殊性”的关注上升到对“普遍性”的把握，从而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人和文化的历史命运。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命运的话，我想，就是李辉在《困惑》中所说的：“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李辉不是把这一冲突作为预设的框架去容纳活生生的心灵，也不是把它当作先验的理论来解剖复杂的历史现象，他是在对特定的历史场景的还原中，通过对个案的追寻来把握变动时代的人与变动时代的关系。对郭沫若、瞿秋白、邓拓等人的追寻堪称“典范”。这是李辉的文化分析拨开空泛浮云进而穿透历史深层的原因。除了方法上的意义外，这对李辉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次超越。李辉是以现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进入他现在执著耕耘的领域的，他有着较为完备的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历史知识学理，作为一种优势，李辉在他的写作中，通常能够娴熟地进入角色，并且恰当地处理知性与感性的关系，这都使他和一般意义的“作家”相区别；但这些“知识”与“学理”常常又是李辉追问历史的障碍，那些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与“学理”有不少正是历史之误区。因此李辉对历史的追问，几乎首先是对自我的某些“知识”和“学理”的否定，在否定之中发现了为“知识”和“学理”所遮蔽的领域。这就是说李辉既坚持又扬弃了他的优势，他写作的意义也就并不止于对现代文学的启发，并且使“学术”有可能成为“思想”。譬如他对郭沫若与领袖关系的探析、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解剖、对丁玲与周扬之关系、对赵树理与浩然的比较，对30年代田汉们的自我否定与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间明显差异的发现，对留日与留欧学生选择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同原因的询问等等，便改写了文学史的一些结论或提出了新的需要深思的问题。对梁思成、吴晗以及红卫兵等的研究，其意义也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中的一些由解剖文坛的历史现象阐发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譬如他对左翼文化界宗派斗争的揭示是那样的警醒：“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一棵歪歪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正像李辉所意识到的那样，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都无法回避“宗派斗争”这一课题，因此我愿意不厌其详地援引李辉关于宗派斗争这样一个“黑洞”的描述文字：“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入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顺着李辉的追问，发现了为我们的经验、观念、情感、理性和体制所遮蔽的部分历史，正是在这些发现中李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