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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压缩和断裂问题，我曾经提出要在文学史哲学的层面上纠正“非历史的观点”，在中断的缝隙中发现“历史联系”。这一想法所持的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局限的论述：“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于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为我们解释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而在另外一方面，我意识到只强调“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或者只强调“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还是不够的，在发现种种联系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文学史本身的断裂（不是文学史叙述中的断裂），这样的断裂特别是深层次的断裂，显示了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有时常常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异性，这一阶段的文学才有了研究价值。所以，在研究“文革文学”的发生时，疏忽“历史联系”是一种偏差；如果无视“文革文学”与历史的断裂，而不能发现“文革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同样是一种偏差。大而言之，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史时，需要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断裂。
在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时，面临着“当代文学”的历史文献问题。以“文革文学”研究为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叙述是十分薄弱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文献大约有两类文本：一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本，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觉得对民间这一块重视得还不够，今天我们看到的民间的这部分很多是以“大字报”、“上书”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像遇罗克的文章，公开的就是像中央的文献、报纸上的社论、公开的出版物。第二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史料，它告诉了我们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如何重新解读“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反映了在今天当下的立场上，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记忆。许多当事人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当时的记忆、解释已经做了许多的修正。因此，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把这两种文本参照起来。除了文献以外，我们对口传记忆的搜集和整理也是不够的。在处理历史文学和口传记忆材料时，涉及文献与记忆的真伪问题，包括一些文本产生的时间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福柯的话是有启发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②
（《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注释：
①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中译本在解释思想史时用了“场所”这样的措词。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章，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口述史”与文学史写作
1 “口述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相当成熟，近几年来它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发展的内容之一，既受西学之影响，也承接了中国古代“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传统。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包含了对常见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话语权的质疑。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突出亲历性、原生态和保存史料。这样的工作对主持这一栏目的吴俊兄和我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2001年上半年，我在台湾讲学期间参加过几次田野调查活动，接触了一些港台的口述史著作，此前曾经关注过的一些关于西方口述史学科的信息又在我的思想中活跃起来，并且萌生了以口述史方式搜集、整理当代文学的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价值的观点的想法。我意识到，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当代文学史，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学史形态；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工作是这一想法的具体化。这两年我主持“小说家讲坛”活动，为这项工作带来了便利，有机会访问部分作家、学者、编辑家、出版家及文学活动家。没有他们的叙述，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或许只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而不是叙述者；“口述史”是带有个人特征的“集体项目”。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李陀和蔡翔两位先生的支持，并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益良多。
本期发表的拙作《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是即将出版的书稿《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部分内容。考虑到篇幅和文体等因素，在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时，我作了删节和技术处理。原来体例中的具有研究性的概述部分、作为参考的附录部分均删除，作家的口述内容也作了压缩，我非常重视的用来进行互证和辨析的注释文字也有删节，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通常的叙述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序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叙述正反映了“现代性”的特征。但是，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因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学史的空间性，需要在由时空构成的场所中，尽可能叙述和记录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在对同一对象的相同叙述和不同叙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同一性之外的差异性，会发现文学话语和其他话语（如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等）的互动。这样，在文学口述史中，在突出了作家、文本时，也将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等视野作为要素。我不知道这样的企图能否做到。
2 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十年以后，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自从我写作本书以来，十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以后开始进行的工作已经导致了某些杰出历史著作的出版。我们已经在我们对于记忆过程的发展性和对于口头资料来源的解释的理解上向前迈进了。”保尔•；汤普逊所说的变化，同样也出现在晚近的中国学界。
用“过去的声音”来描述“口述史”，显示了保尔•；汤普逊对口述史学科的准确而传神的把握。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中，保尔•；汤普逊从口述史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是有力的。他提出：口头证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我们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保尔•；汤普逊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在方法和意义上廓清了我对相关问题的疑惑。
正如保尔•；汤普逊所揭示的那样，“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当然，同样可以从保守的立场出发，作出一个使用口述史的讲述案例来保存传统的全部丰富性和价值”。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毫不隐讳地突出了“口述史”的“政治立场”（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并且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证据的选择必然反映着历史在共同体中的作用。这部分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只能独立地达到他们自己的立场。”“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它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的。”
其实，“选择”中的“政治立场”是贯穿在文学史写作之中的，我们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文学史写作的。在访问和倾听之中，我常常感觉到讲述者和被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同样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即便是当我们面对汪曾祺这样一位作家时。
3 在差不多按照自己的学术思路即将完成《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工作时，我读到了印度学者布塔利亚的《沉默的另一面》。我为自己迟读这本书感到遗憾。这是一本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分治历史的著作，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同，布塔利亚关注的是那些渺小的、经常是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人、妇女、儿童、贱民。这在方法论上给我很大启发：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