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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所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20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跨文化还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对话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质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任何外交辞令在这样的场合都无疑被看成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这里，智商的高低与技巧的高超拙劣已经不是主要的，去掉一切伪饰后的自由思想才会为人赢得尊严，嘘声和掌声分别因此而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作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质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所以，只要你置身这样的现场，你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产生着言说的欲望。
这几年设坛开讲已经在大学和其他文化场所蔚然成风，这不能不说是近20年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令人思考的是，这些体制内的运作（通常是这样）却深刻地冲击着体制的某些方面，并且标示了当下思想自由的限度和学术的高度。大学的学术讲座正在逐渐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它反衬了教育的呆板。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他们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辑出版以后，热心的读者和学界的朋友便关心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因此受到鼓舞，着手第二辑的编辑。此间，“小说家讲坛”的活动由2002年延续到2003年，又一批作家将在讲坛发表演讲。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我们邀请到了王蒙、马原。4月21日，在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后，马原、林建法先后赶到苏州大学，他们俩在广州已经感受到了“非典”的恐怖。我们仍然准备着马原的演讲活动，海报出了，学术报告厅安排好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但心里都在担心学术集会有无可能。忽然间，全国上下对“非典”有了高度的警惕，演讲活动终于被告知取消———这距原定演讲时间不到两个小时，通知发出去时，学术报告厅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听众。马原的演讲题为《抓住故事这根稻草》，对听众而言，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这不是马原设置的“圈套”。同样为大家期待的王蒙的演讲也难定时日。现在出版的第二辑，收入了王蒙、莫言等几位作家的演讲录。这一辑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以此来纪念“非典”时期的精神生活。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注释：
①《小说家讲坛》丛书由林建法先生和我主编，第一、二辑分别于2002年10月、2003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对话时代的思与想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含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做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做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分别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集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遍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