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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顶峰”论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便直言不讳地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最高最活也不好翻译呀！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
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十分不悦，认为罗瑞卿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从此更加忌恨他。这也成为林彪诬陷罗瑞卿、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罪状。
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林彪与“四人帮”对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编织了连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种种罪名，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他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爱得太深，他不能接受强加给他的罪状，身心陷入不可名状的痛苦。于是，他想到用自戮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3月18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一纸遗言，然后轻轻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
但是，罗瑞卿又一次大难不死。失去了左腿的罗瑞卿度过了八年漫长的狱中岁月。
1977年8月，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作完腿部手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罗瑞卿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刚直不阿的大将罗瑞卿留下的是一世芳名。
罗瑞卿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少年时，他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他背弃了那个旧式地主家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从而演绎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
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勇敢地向党组织提出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由于他满怀革命热情，勇于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使他找到了正确的人生坐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罗瑞卿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在他文革时期蒙受巨大的冤屈时，他也丝毫没有怨恨党。同样出于他对党的忠诚，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同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文革以后，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他并没有安享晚年，仍然担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重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并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瑞卿一生中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与自身的才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少时罗瑞卿进入南充中学学习，每天必到阅览室读书，他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读，认真地思索，孜孜不倦地求得知识，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和精神，为他以后努力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仍没有忘记学习。在革命战争时期，一位同志向他请示，惊奇地发现他竟在读《政治经济学》。战争军务繁忙，至多读一些报纸、战报，而他却在啃大部头的书。同时，罗瑞卿的求知欲也造就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他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即便是他很熟悉的干部或很喜欢的干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瑞卿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却更注重踏实的行动。正因如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委他以重任：1949年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在何种领导岗位上，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地工作，既讲原则，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讲团结，注意爱护干部，深受广大干部的喜爱，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待的那种优秀领导干部。他曾往来于一些伟人与重大事件之间，他的经历大都和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些复杂、特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抱着对革命事业负责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一个对人民和领袖满怀忠诚的战士，罗瑞卿无怨无悔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党的事业。
人民将永远缅怀他！
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