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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的形而上学的隐喻。只有当一种文明独立于从整体来看显然正在席卷这
个星球的现代化进程之外，中国的精神才能被视为体现于这样一种文明。
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
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教”（教旨或教义），而英语“宗教”一词
没有准确的相当的古汉语词。由于它是由19世纪的传教士引进的，这个概念
本身是与儒家学者所不具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的臆说联系在一起
② 同上。
③ 见《庸言》，1。3（1913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年8月），第13页。
①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152页。
的；它习惯地使人想起与宗法社会毫不相干的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因此当19
世纪90年代今文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儒家思想是否或应当被看作一种
宗教的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输入新的术语（首先是日本的新词“宗教”），
建议一些新定的结构，并最终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意义提出一种改变了的解
释。不过，在诸说混合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极端
和儒家神秘主义者这另一极端，传统上都不认为需要否定另一极端，因而儒
家传统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一个信条和概念的贮积库，能使这里的“宗教”
概念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儒家思想完全是一种
“宗教”的观念是有争议的，受到那些自认为是这一传统之内的人的攻击，
比那些传统之外的世俗论者的攻击甚至更为强烈。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今文经学，首先以学说影响力的形式引进宗教问题。
作为自封的诸说混合论者，康和谭都认为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宗教信仰都
有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核心——明显有助于基督教成为本体论的一种观点。
要使孔子成为宗教的建立者，把“仁”说成包含兄弟般的友爱，赞扬预言和
殉道者，以及表示希望宗教的救世主降临并拯救世界——这些无疑表明了这
些诸说混合论者正当他们否认这些观念的基督教独有的根源时，都曾被基督
教的动人故事触动过。康更为新教徒藐视教义常规的内在的心灵呼声的理想
所动，并喜欢把自己在中国的作用与路德对宗教改革的领导地位相比。①在谭
嗣同的著作中，基督教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于《仁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
落同意人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断言儒家传统有它自己关
于不朽的教义的形式。②
今文改良者因这种教义上的诸说混合而得以提出他们的主要主张：儒家
思想具有“宗教”性质。但基督教在神学上对改良进化论的影响，和作为机
构的基督教会的实例相比，从短期来看，可能和这种主张更少关系。康有为
使儒家思想转变为一种国家宗教的著名运动始于1895年，并在1916年袁世
凯去世之前一直为他和其他的人执着地推行，事实上，和宗教上的关注相比，
更多地是社会…政治关注的反映。③康有为看清了立宪君主政体和新学制所表
示的政治世俗化要达到的程度，希望创立一个宗教专家团体，他们将主持正
式的国教。政教分离对他来说似乎是西方强国“双轮并驰”能力的一个关键，
是以一种双重制度来支持社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即使冲突激
烈时，宗教也能保持它令人敬畏的力量，道德也受到尊崇。④康的儒教蓝图是
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同时实行学者…官员的统治。然而，它只是对中
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而不是由于确信儒家真理需要这样的表现形式
而想出的策略。
这种把信仰作为社会道德支柱的功利主义的论点，赢得了某种支持。士
绅对他们看作随革命而来的道德崩溃感到沮丧，他们是地方孔教会网状组织
的现成的新成员；孔教会出现于1911年以后，并在1912年至1914年之间为
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宗教条款而大事活动。这场运动得到康的同意，并且由
①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24—35页。
③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年》，第4章，第97—136
页。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年3月）第21—22页。
他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陈焕章正式领导。不过，袁世
凯手下的官员们注意使民国政府正式献祭中的改变倾向于市民的平易，而不
在仪式上多推敲，同时袁不承认他的政权的任何仪式将引起一种国家宗教的
建立。在这里，袁是在使他对传统信条的手法适应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舆论，
这种舆论认为从历史观点上说，国家宗教是一种倒退的想法，因为它是以更
原始的西方式超自然主义代替事实上标明中国是个先进文明国家的本国人文
主义信仰。
国教的思想作为一种被认为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的建议，容易
受到那些可以取代它的思想的抨击，后者要求适当的现代性可以说更胜一
筹。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更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辩护，于是运用宗教进化的观
念来评价中国没有孔门弟子组织这一事实，以之作为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标
志。根据这样一种进化观点的早期民国的中国宗教史，见于夏曾佑的《中国
历史教科书》。①夏认为，随着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中国已从一种原
始的对神灵力量的信仰，发展到宗教意识的更高水平。但是，他接着间接地
指责今文运动，由于政治原因，迷信成份在西汉被帝国信仰的创制者们恢复
了。夏认为，本来是伦理学的儒家思想中的神秘内容，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
这给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追随章炳麟向道家寻求本
体论的学说，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学。不过，更标准的观点还是把道家的影
响当作“迷信”的和消极的而不予接受，并赞同梁启超1902年反对康有为的
论点，即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宗教是歪曲了孔子的真正精神。①基督教的“宗
教”观念应用于儒家传统，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即理性主义的圣人模式。世
俗的价值，如凭理智行事的宽容、承认肉体、否定来世，由于这种理论而成
了儒家意识的特点，并保护其以顺应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信念。
在1913年，哲学家张东荪以温和地批评民国初期儒教会激增的方式，提
出了一种微妙的折衷主张。②张在理论上从对中国学说的分析转到了西方的宗
教哲学，他提出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定义对此没有留下疑问，即既包含本体
论也包含伦理学的儒家思想应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下。与此同时，也赞成宗教
信仰进步形式的科学的合理性，指出《易经》的教导：太极的超现象世界是
不可知的，道是一种宇宙进化的原则。作为一种推论，张赞扬儒家的伦理学
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和谐一致的。
因此，这些儒家的维新者，无论他们是为一种国教，还是为把孔子当作
理性主义者，或是为“理性的宗教”辩护，全都用这类论证方式，即依赖一
种进化论的框架但付出了本质上显得是功利主义的代价。即使他们的论证没
有要求信仰作为社会秩序保证的赤裸裸的工具主义，他们也普遍地把它看成
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是起作用的，因而必须不用某种遥远的大同世界的词
语，而是用现在的词语去证明这种作用。但是，支持脱离了儒家神秘主义或
礼仪的儒家人文主义，是使信念的核心依赖于一种社会…政治的道德；这种社
会…政治的道德已深受变化的损害，而且它的伦理准则儒家改革者自己早期曾
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等同于当代科学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这使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刊
《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年2月22日），第59—72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年6月）第1—12页。
信仰更容易受到科学本身的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本身的理性主义
从宇宙观上说，是以原子物理学而不是以《易经》为基础；从真理型式说，
源出于实验而不是源出于传统上确认的信念。这种宗教…世俗的两极分化最初
产生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圣人两种看法，而以废弃“理性的”圣人而
结束。
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现代形式的讨论，已把新传统主义者导向
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宗教问题”的新意识，这在前十年的讨论中未曾充分研
究。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以前为使儒家学说发展、现代化的策略，都被视为
同等地受到功利主义的玷污。在五四期间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进化的
臆说成了世俗主义者们的专利，他们认为，随着进步的历程和科学知识的逐
步完善，“宗教”将变成社会上过时的东西。西方科学给早期的改良者提供
了自然界与理想的社会准则协调作用的理论模式，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向他
们挑战的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随着这一变化，为信仰而辩护也改变了立场。
不仅从进化论退却，而且重新专注于源自西方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的理性主
义验证理论将受到真理的“直觉的”模式的反对。①
主要的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是年轻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梁漱溟，他本
身是这个改革时代最先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一场信
仰危机，这最初把他导向佛教信仰，然后又逐渐把他导向儒家信仰。②当由在
法国留学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