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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
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
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
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
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
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
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
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
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
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
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
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
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
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
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
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
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
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
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
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
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
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
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
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
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
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
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①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章。
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
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
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
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
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
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
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
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
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
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
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
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
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
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
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
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
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
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
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
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
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
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
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
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
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
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
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
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①顾颉刚对生动
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
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
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
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
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
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
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
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
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
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
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
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
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
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
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
①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① 同上书，第152页。
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
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
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
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
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
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
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
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
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
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
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
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
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
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
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
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
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
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
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
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
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
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
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
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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