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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声信号等命令传达，只用递骑传令（只有这种方法才是非常可靠的）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概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 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大致有一万户人家在这样大的面积上，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 军队的人数假如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非常拥挤的。 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获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相同的比例减少（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
，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必须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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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人的军队只有居民很稠密时，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从这里能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么样的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个结论我们能说，倘若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仍然可以舍营。１７６２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 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十分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用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 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能完全进行舍营：（１）敌人也正在舍营；（２）根据部队的情况绝对会出现有舍营的必要；（３）部队当前的任务仅在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问题，１８１５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 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并且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 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大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 虽然这样，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
，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会及时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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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充分的。 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而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到达军中时，没有马上变化原来的配置。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１４日夜间，也就是说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之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开始集中他的部队。 但是，当齐滕将军于１５日上午９时已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 提尔曼只得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 如果标洛将军能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时刻到达。拿破仑并没有在１６日下午２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他非常担心一方面要应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那么换句话说，使他兵力不足行动缓慢了。 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进行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这里研究的问题明显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可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楚，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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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补 给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过去大很多，其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 虽然从前偶然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非常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之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始终是十分庞大的。 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并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密切，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在古代，大多数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全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其实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能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情，可以不必考虑对方。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因为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 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此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经接近于完全中止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可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 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 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优良的季节中，需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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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断的军事行动。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渐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斗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这样的现象了。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之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 这时，封建义务已经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不管如何，这时的军队已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定发生相同的变化。 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避免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 所以，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当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 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当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为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常常接近敌人。这样，不但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特定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给养用的粮食，不管是采购来的还是从国家领地收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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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随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 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全部废止，其中的某些部分将会再三被人采用。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依赖国民和地方的趋向。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加有规律，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大减弱了。 军队由于依靠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所有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 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常常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晃，而且在这种受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赖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允地看待这一问题。 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 但是，只能暂时忍饥挨饿，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 要不然，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必定会不停地受到削弱。 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他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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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晓得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额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 一日份量饲料比一日份量口粮大概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 今天，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要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 因而，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 可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大多只能在敌国领土上打仗，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 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而能更好地满足需要。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一来，只依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太够了。 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