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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 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1 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 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②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 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 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 窟。总计造像4000 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 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③在太原市西南40 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12 窟，西峰13 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 窟、第3 窟开凿于东魏，第1、10、16 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①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 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 窟，东区7 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 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 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10 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 多处②。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1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089 年版。② 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 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 年。
③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1 期。
① 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4 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 年6 期。
② 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1986 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③。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①位于广元市城北5 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 窟、819 龛、大小造像7000 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45。5 米，由下而上多达13 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 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1 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②位于广元市西1 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 个、大窟6 个、造像1203 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 窟和第38 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③。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 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③ 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 年8 期。
①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 年6 期。②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 年6 期。③ 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6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1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1030—1094）《梦溪笔谈》、洪迈（1123—1187）《容斋随笔》、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杭世骏（1696—1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
这里附带提一下另一类型的书。历代正史中，前四史自来为文人所喜读。此外则南北史被目为富于词藻的史书，可以丰富文人的修养，供写作时采摭，因此有人专门分类辑录其中词句鲜华、事迹新异的资料。宋洪迈有《南朝史精语》十卷，明王涣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周诗雅有《南北史抄》（无卷数），清陈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六卷，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抄类》存目。史抄类只收了清沈名苏、朱昆田同编的《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提要目为“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又说存目所列诸家皆“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郝懿行有辑自《宋书》的《宋琐语》，分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门，也属同类性质。五四以后，陈寅恪（1890—1969）的著作在司马光之后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继承乾嘉朴学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历史之学的传统，以敏锐之头脑与深厚的文学、哲学、佛教知识基础，靠朴素的辩证法，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与民族为着眼点，依据习见的史料，从中发现别人未注意的联系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善于由小见大，对于这段历史道出他认为的所以然之理。陈寅恪长于贯通以观察发展变化，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相辅而行，互相促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陈寅恪有关本段历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结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间接受陈寅恪影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内（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备方面）做过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论文集中兼有解放后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汪筏：《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缪钺：《读史存稿》。
何兹全：《读史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解放前的论文尚未有结集者，有余逊、谷霁光。不专研究这段历史而所撰某些论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作出贡献者，有谭其骧、劳幹。
解放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取得突出成就，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汤用彤（1893—1964）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的论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社会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门第》。经济史方面有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学术史方面有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吕思勉（1884—1957）的《两晋南北朝史》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