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年后，人民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外的影响，再次释放唐棣，并正告他，不准再去纠缠周璇。可是这个唐棣，还是执迷不悟，带着在他诱奸下、周璇生下的儿子，四出奔走，以周璇的名义，要钱要物，寻衅滋生，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周璇的声誉。
他甚至潜入精神病院，骚扰在静养中的周璇，给周璇心头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致使周璇的精神创伤长期难以痊愈。
1956年9月，唐棣又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冯XX。进一步暴露了此人的流氓本性决非偶然。这种行为放在“严打”时期，够枪毙的。
因此，当周璇1957年9月，不幸病逝后。唐棣旋即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刑事犯罪案发，又一次被政府逮捕。这次司法部门不客气了，数罪并罚，加上历史问题，依法重判了唐棣有期徒刑12年。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至今都没有撤消。
周璇的一生中，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较适合她的比较理想的男性伴侣，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剧。
在严华、朱怀德和唐棣这三个男人中，根据周璇的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前两个和周璇交往了八、九年的男人，在他们与周璇交往的初期，还是给她带来过一些甜蜜和快乐的日子（周璇在51年9月28日的日记里，还称其为怀德，便是一个铁证）。只是到了后期，这两个男人都表现得不很不像样，令她失望。当然，周璇也有自己的弱点。
而那个唐棣，明知1951年新中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他又是一个需要坦白登记的对象，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经历的人在当时都像惊弓之鸟陷于极度恐惶之中，他明明应该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居然还要去诱惑神志不清的周璇，这岂不是拖人落水、岂不是在害人吗？
他仅仅和周璇接触了有限的几天，却从一开始就给周璇带来灾祸（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周璇身后，他仍到处兴风作浪，让周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他是周璇的一生中的最大的灾难和不幸。
＇上一篇＇ ＇下一篇＇
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凯司令”喝咖啡。又让医生、护士陪她乘小车逛街兜风、到淮海路上高档的美容厅“红玫瑰”去烫发等等。可谓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可以不带丝毫偏见地说，周璇患病期间，新中国灿烂、温暖的阳光始终沐浴着她。
最近某地出版的一部有关周璇的书中提出，当时上海文艺界个别人（点到了黄宗英、黄晨、吴茵、白杨、张立德、吕复等人的姓名）有意阻挠周璇的次子与周璇接触等等之类的问题。有必要指出，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当时的政府部门采取的合理和必要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周璇的声誉和避免她精神上再次受到唐棣的伤害。政府的措施是针对唐棣的，而且周璇本人并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这个次子。
1957年5、6月间，当周璇的病有了一些起色、即将康复的时候，政府和关心周璇的各界人士，都很高兴。
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对周璇的一举一动都作了报道，比如，周璇与记者对话，周璇在医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周璇在南京路上的饭店里吃饭，周璇到白杨、赵丹、黄晨、陈歌辛家作客。
当时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在黄晨家里，周璇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浅笑。看来她真是已恢复了健康。不久前新烫的头发非常整齐平贴，丰满的面颊发出蔷薇色的光泽。她的服装也很雅致整洁，白底黑色小方格的上装，衬着白底浅蓝格子的衬衫，浅灰舍味呢裤子，白袜，黑皮鞋。……她竟是那样平静、安祥，在钢琴伴奏下唱了起来。在一曲终了之后，她与为她伴奏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手，轻轻地说：‘谢谢！’。”
在陈歌辛的家里，周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钢琴，她坐到钢琴边，轻松地弹奏了一首戈赛克的《加伏特舞曲》。陈歌辛听了喜形于色，决定为周璇作一首曲子《枯木逢春》。
报上还刊登了周璇坐在沙发上看上影画报的照片，电台也把周璇的一系列活动作为重要的文艺讯息播发了消息，并且播放了周璇演唱的《四季歌》。
海内外喜爱周璇的听众和观众也纷纷来信来电，寄来钱款、各种礼物和药品，表达对周璇的万般关切。在医院里，她还接待了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来访的朋友。有一次泰国皇家歌舞团来上海访问演出，她应邀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她还到后台与泰国皇室成员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报上又及时刊登了周璇致广大观众的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上影画报》也刊载了周璇致《上影画报》读者的一封信：“我已经快好了，我很快就要在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谢谢观众们对我的关怀，再见吧，祝你们健康。”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在赵丹、黄宗英的家里等处，拍摄了有关周璇康复后的系列活动，有周璇和她的儿子周民在一起的镜头，有周璇弹钢琴、唱歌，和文艺界的老朋友们欢乐相聚的场面。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长副部长的夏衍即给她发了慰问电报。
周璇也给夏衍回了信，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接到您5月25日给我的电报非常感激，我现在情况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继续为电影事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已经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了。
由此看来，1957年夏天，周璇的心头充满了阳光和鲜花。她也渐渐开始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了。当时的记者这样写道：“我们（和周璇）手挽着手，步出疗养院，欣赏郊区春色。在小木桥上，俯视潺潺溪水，又眺望远处的花房，无限美好的生活，在期待着她。”事情也完全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正像她儿子周民反复强调的：党和人民政府对她是很好的。
＇上一篇＇ ＇下一篇＇
我在这里，向你立正敬礼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情况急转直下。1957年7月19日，即将完全康复离开虹桥精神病疗养院的周璇，突发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
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院苏复院长奉命，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通报了周璇生前病情和替她治疗的过程。
苏院长说，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处于高热、昏迷状态的周璇“护送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急救。当夜由上影公司林琳副经理和黄晨同志陪到天亮。次日，得到上海卫生局的帮助，邀请了传染病的专家和著名的中西医师、针灸医师进行会诊，当时周璇热度高达43度，需要降温，上影公司从生产用冰中每天抽出100一120斤冰供她使用。经过各科医师和专家悉心治疗20多天，脱离了危险期。”
可是，没过几天，苏复院长在情况通报会上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高热、抽筋，医院进行了一切治疗和抢救措施，无法挽救，终于在（1957年9月）22日晚上病逝于医院。”
周璇终于离开了人世，她抛下了她的儿子走了。
遗憾的是周璇没能实现她生前对记者戏说过的遗愿“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里”。当然，周璇也没能实现再度下南洋巡回演唱、去赚钱的想法或者去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当时的上海市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委会组成了周璇治丧委员会。这个治丧委员会的阵容庞大，几乎囊括了中国当时影坛上所有的权威人士和她的生前友好，名单如下：“蔡楚生，于伶，袁文殊，蔡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