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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故意挑魏明伦先生的毛病,只是感慨于不读书真好,做一个不读书的名人是如此痛快,动辄就可以有新发现,而且可以如此之自信,不像我辈书虫,写文章时左顾右盼,生怕漏掉前贤的成果,套用一句成语,真叫“书到用时方恨多”,只能感慨“说有易说无难”。话音未落,魏明伦又在“世纪大讲堂”做演讲,这次讲的是中国戏剧的命运,说是他发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斗室文娱”时代,所以大家都不看戏剧而看电视了,所以戏剧是“台上振兴,台下冷清”。有关中国戏剧之命运的讨论是今年戏剧界持续整年的热门话题,缘由就是《中国戏剧》杂志去年年底发表的魏明伦这篇演讲稿。有关“斗室文娱”的话题,我对魏明伦先生已经有过公开的回应,不过因为魏文重点之一是说电视和戏剧的关系,进而更是电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刚好我也有点心得,它早就已经超出了与魏明伦先生商榷的范畴,须得另起话头,慢慢道来。
电视的兴起确实是二十世纪对人类生活改变最为显著的事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戏剧界就弥漫着对电视欲爱且恨、既羡慕又仇视的复杂心情,很像当时的上海人看深圳的眼光。原因是电视突然崛起,戏剧的地位几乎同时急剧滑落,在艺术领域迅速被边缘化。在戏剧人的眼里,反差是非常之明显的,同样是演艺人员,同样的时间,演戏赚的钱和演电视剧赚的钱差距何止数倍,同样是编剧,写戏赚的钱和写电视剧赚的钱也是不可以道里计;而且戏剧地位不是简单地、略微地被一时冷落,如果从国营剧团这个特定角度看,中国戏剧近二十年里遭遇的危机恐怕是古今中外都非常之罕见的。虽然在我看来这多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然而在更多人眼里,两者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人总是有那样一种冲动,将所有继起的事件系上因果的链条,背后的心理动机固然很是复杂,至少把戏剧衰落归结为电视的崛起,我看多半是为了掩饰戏剧界自己的弱点,回避自身的责任;诚然,恰逢家道中落,原先正眼瞧不上的邻居小瘪三却日见发达,也难免心态失衡。正是这个原因,面对电视抢了戏剧人饭碗而发的哀怨一时流传相当普遍,后来还加上网络和“多种娱乐方式的选择”之类显得很新潮的说辞,好像旧社会的老百姓除了看戏就没有什么娱乐,其他所有从最发达到最不发达的国家的老百姓都看不到电视也没有网络,只有中国戏剧最苦,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多好玩的东东呢。所以我强调要更多地从中国戏剧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来解读它所面临的危机。但是我无意否认电视对戏剧的影响,倒也想说上一说。
电视是一种以活动影像为主要内容的即时、超距的传播手段。所谓超距的意思是,以寻常而论,看戏有两种方式,广种是到剧场里去看,一种是让演员到自己家里演给自己看;两种方式有个共同点;演的或看的总有一方需要移动,钱少的人自己去剧场,钱多(或者势大)的则可以雇请(或下令,可见势比钱更厉害)演员来,区别实际上不大。电视不一样,看戏的人不需要走,也不需要让演员专门跑到自己家里来演,这大约就是它和戏剧最重要也最明显的区别。说到即时,是指它区别于其他媒体的特征,这一点也很重要,但说来比较话长也比较技术化。电视的兴盛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它的兴盛可能更有意义,虽然我们可以把电视的出现以及发展视为一个科技事件,但考虑到它的影响,恐怕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更为显著。那么,电视的出现与发展在文化的层面上究竟说明了什么?它给人们的生活、给人类的艺术活动究竟带来什么变化?
无疑,电视大大扩展了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范围与传播能力,在这个方面,它既像此前出现的印刷术和图书出版、报纸和杂志,像广播,以及电影,又有着它们所不能及的优势。但范围更大和速度更快的传播,同时也带来诸多此前无从预料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又始终关联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内在规律,如同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指出的那样,电视的出现以及风靡一时不是简单的经济事件或商品的更新换代,它是连文化艺术这类最具精神性的人类活动也已经被工业化大生产的规律吞没的重要表征,而电视与戏剧之间的复杂关系,恰好折射出这种异动。
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能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人类自身能力的提升既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这种能力的重要标志,如果可以用身体为介质来衡量,就是技艺,或者用更中国化的名称,叫手艺。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工业革命之前,我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将手工艺的发展水平直接视为人类文明的水平。然而这样的标准在工业革命时代被颠覆了。工业化时代的大生产以人们身体所拥有的技艺的衰亡为代价,不仅仅是由于机械可以替代人工,机器的重要性逐渐威胁和替代了身体的重要性,而且,更是因为这样的大生产通过机械手段为社会提供均质化的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之明显获得了相对于手工艺时代的产品更为低廉的价格优势,因而也就比手工产品更具竞争力。因此,尽管一流的手工艺大师的产品有着机械化大生产所不可替代的技术与人文内涵,然而大多数二三流的(更不用说那些末流的)手工业生产者,却不得不在机械化大生产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的产品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在机械化生产的标准件面前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如果仅仅从单一产品的质量以及内涵而言,以机械化为手段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恐怕永远不能与一流的手工艺大师相对抗,所以,据说最高档的汽车至今还用手工锻打,但一般的小铁匠在汽车厂的流水线面前就没有活路了,在它面前被湮没和击败的,并不是行业中的天才而只是庸众;然而,无论是哪个行业,天才的出现都具有偶然性,永远需要培养它成长的丰厚土壤,或者说,任何一个行业,出现天才的概率是受到这个行业从业人数制约的,如果一个行业没有大量的二三流乃至于末流的从业人员,天才的出现就成为一件可能性越来越小的事情。机械化的大工业将手工艺大师的基础抽空了,它就通过这样的途径,扼杀人类最优秀的创造。生产发展了,手艺退化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文明进程也变得空前地单一和无趣。
如果以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为例,麦当劳、肯德基之类快餐业就是工业化生产的典范。无数人以不屑的口气谈论这些洋快餐,诚然,没有人会将这类洋快餐看成是人类烹调文化的代表,它们永远无法进入美食的行列,但是洋快餐的市场空间却在文化人的声讨陪伴下势不可挡地大肆扩张,这才真正值得讨论。从抽象的层面看,比如说在后发达国家为迅速现代化而急剧向西方靠拢的特殊场合,这些被贴上了西方生活方式之标签的快餐,满有可能一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得到那些本土文化记忆淡漠的青少年爱好,这也正是它在许多贫穷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部分原因;至于同样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纯粹从饮食业的角度看,洋快餐也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且不用说它的快捷方便,相对于食客们不明底细的大排档和路边店,麦当劳和肯德基之类快餐食品至少能够在口味、用料以及卫生等关乎食物质量的诸多方面为顾客提供保证。
如果问题仅止于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讨厌洋快餐。有关时尚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固然是文化批评学者们所关心的,不过就食物谈食物,我们始终需要看到快餐文化的内在规律:对于快餐的设计者而言,人类不是由丰富多彩的个体组成的,而只是一群又一群人。工业化时代的大生产永远出于“效率优先”的考虑,它始终是针对人群而不是人开发产品的,即使它号称要考虑到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事实上也只是将更大的人群加以分割而已。这样设计与制造的产品,它的指向永远只是一类人的平均水平而不是每个个体的不同需求,它并不指向每个人独特的感受;不仅如此,它必须有意识地抹平人的个性与癖好的差异,把人设计成人群。在文明进程中,人类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无数种风格,然而,快餐业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类追求个体化的味觉享受的欲望,使得饮食的目的从其中最有人文意义的味觉享受这个维度向着纯粹为着充饥和获得营养这样的功利层面滑落,因之也就必然导致人类整体上对食物的味觉诉求跌落到越来越低的水平,至于洋快餐培养起来的一代人的烹调水平的下降更无可怀疑,它无疑是在运用似乎更文明的手段,伤害着文明的深层内涵。
进入后现代社会,大工业制作模式更向着文化领域延伸,或者说,后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