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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以此动心。 ‘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 ‘俟命’便
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
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隐隐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
疑。爱昨晓思 ‘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
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
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
庸》言 ‘不诚无物’，《大学》 ‘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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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个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
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
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
子人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
即所谓 ‘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
所以须用 ‘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所以充
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
‘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
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 ‘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
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
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
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无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
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 ‘博文’即是
‘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
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谓之人心，人心之
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
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
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
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
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
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
其间言 《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
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幻极，于是取文王、同公
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 《易》者
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碘》、
《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
《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
《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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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
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说。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
实皆鲁史旧文。所谓 ‘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
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
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
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
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惭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
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
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
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
还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
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
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
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
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
‘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
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
国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
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
求之言语。故曰 ‘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
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
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
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
之阙文也。’孟子云： ‘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
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
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
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
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
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
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
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
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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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
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
后世不可法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
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
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
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
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
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
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
郑、卫？先儒谓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
曰：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
世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