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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废除；近代的事情，好的就继承并发扬。所以礼乐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圣人制定礼乐，但不受礼乐的限制；治理国家虽然有一定之规，但必须以对人民有利作为根本；政令教化虽然有规范，但必须以切实可行为好；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效法古制；只要切合实际，就不一定遵循旧法。夏、商朝到了衰败之世，不变法还是灭亡了；夏、商、周刚兴国的时个，不因袭旧法却照样兴旺发达。所以圣人的法度随时热变化而变化，礼节随风俗不同而改变，依服器具都便利而实用，法令制度都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制无可非议，而因循旧俗不值得称赞。百川不同源，但都归于大海；百家的事业不同，但都注重治理。王道不兴，因而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毁坏，因而产生了《春秋》。《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精华，但都是衰世产生的。儒家遵循它们，并用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盛世的经验呢！如果认为《诗》、《春秋》是古代的道理就看重它们，那么还有比《诗》、《春秋》更古的时候呢。称赞王道的残缺，不如称赞王道的兴盛。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说的话；听他们说的话，不如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了解了他们说话的根据，又用言语说不清楚。所以可以说清楚的道，不算永恒的道。
周公为周文王办事，行为不敢专断，事情不自己作主张，身子好像承受不了衣裳的重量，说话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有时给文王端茶递水，好像捧着千斤重物力不胜任，唯恐有所闪失，他可以称得上会做孝子。武王去世后，成王年经小，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担任天子的职责，处理国政，平息了夷狄的叛乱，诛杀惩治了反叛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宝座上受诸侯朝拜，诛罚赏赐，由他决断，并不请示成王。他的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可以称得上刚毅果断。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及时把国政归还成王，恭谦地侍奉成王，请示报告成王以后才去执行，没有一点专横放肆之心，也看不出一点居功自傲之态，可以称得上能行臣道。所以周公一人先后三次改变身份和地位，这是为了顺应时势。何况同一君王多次改变他的治国之法，或者同一个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各自凭着他的地位，做他喜欢的事，除去他憎恶的东西，树立威势，满足嗜欲。在这种情形下，要用固定不变的礼法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时势，这样做不能符合权变的原则，也就很自然了。所以圣人的治国原则叫做道，具体做的叫做事。道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音调就不能改变；事情好比琴弦，弦的音调可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所以用仁作为经线，用义作为纲纪，这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经常考察他们的作用，这种事即使每天变动也可以的，天下哪有什么常规？适合时事，符合人情，遵循规律，顺应神灵，就可以将天下治理好了。
远古时人民淳厚，工匠朴实，商人诚实，女子纯洁，所以政教容易推行，风俗容易改变。现在的人的道德渐渐衰弱，民风一天天变得浅薄。想用纯朴厚道的方法治理风俗已经败坏的人民，这就像不用马嚼子和带针刺的马鞭去驾御烈马一样。从前神农氏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自觉服从，尧舜时有了法令制度但没有刑法，夏后氏说话讲信用，殷代重视发誓，周代 血为盟。到了当今之世，人们习惯忍受耻辱，贪娈而不顾羞耻，想用神农氏的方法来治理当今之世，就一定会产生动乱。伯成子高拒绝封为诸侯，隐居躬耕，天下人都赞美他；如今的人如果辞官隐居，乡下人都瞧不起，哪能同古代一样呢！古代的兵器，弓和剑罢了，木矛没有铁刃，长戟没有尖锋。近代的兵器，高大的战车用来攻城，盾牌和车帷用来防守，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刃的战车用来争斗。古代攻伐敌车，不杀小孩，不捉老人，在当时认为是讲仁道，今天却被人嘲笑。古代引以为光荣的事，今天认为是耻辱；古代治理天下的办法，今天却引起天下动乱。神农、伏羲并不实行赏罚，老百姓不干坏事，可是今天执政的人不能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舜手持干戚而舞，使有苗归顺，可以今天征伐的人不能抛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律制度，是用来引导民俗，节制缓急的；器械用具，也要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制作要适宜。
圣人制定法律，万物受到制约；贤人确定礼法，不贤之人受到约束。受法律制约的人，不能和他一起远行；受礼法约束的人，不能适应变化。耳朵不能分辨清浊的人，不能让他调整音律；心里不明白治乱根本的人，不能让他制定法律。一定要听觉特别灵敏、具有独见之明的人，才能随心所欲地择道而行。殷朝改变了夏代的法令，周朝改变了殷代的法令，春秋时各诸侯国又纷纷改变周代的法令，到底有什么古法好遵从呢！不过是大人立法，弟子遵从罢了。如果懂得法治产生的根源，就能适应时代而变化；如果不懂得法治产生的根源，即使因袭古法，最终还会产生动乱。现在的法律已随时代而变化，礼仪已随风俗而改变，而那些做学问的人还是因循前人，沿袭旧业，死守书本，坚持旧教，以为不这样就不能治理天下，这就好像拿着正方形的榫头硬朝圆形的榫眼里塞，想要相合而又牢固，很难。如今的儒、墨之徒，称颂三代、周文王、周武王的古法，可又不实行，这就等于称颂行不通的东西；非议现实可又不去改造，这就等于实行自己反对的东西。称颂自己认为正确的，实行的却是自己认为错误的，因此整天冥思苦想却对治国没有好处，劳损身心竭尽心智却对君王没有帮助。现在那些画工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因为鬼怪实际上不存在，而狗马人们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保存危国，治理乱世，没有聪明长智不能实现；但是称颂古人，即使是愚人的智能也绰绰有余。所以不能实行的法律，圣王不能采用；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圣王不能听取。
天地之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大的。有了中和之气，阴阳调和，昼夜分明，万物生长。万物在春分生长，秋分成熟。万物的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中和的精微之气。所以圣人的原则，宽松而又坚定，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猛烈而又仁慈。太刚强就会折断，太柔软就会卷曲，圣人处事正好的刚柔之间，得到了道的根本。积聚阴柔之气就低沉，积聚阳刚之气就飞扬；阴阳交融，才能形成中和之气。墨绳作为度量器具，可以卷曲包容；引而伸之，又可用它测直。所以圣人亲身体现墨绳的这种特点。长而不阻塞，短而不穷尽，正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点吧。所以只靠推行恩德就显得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信；只靠实行严厉的政令就显得猛烈，猛烈就不能和睦；只靠推行仁爱就会放纵，放纵就没人服从；只靠实行刑罚就显得暴虐，暴虐就没人亲附。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的权力，宠信大臣将相，他们倚恃权力，结私成党，公室的政令不能贯彻，所以才让陈成常、鸱夷子皮得以实现弑君的阴谋，使吕氏的齐国灭绝，陈氏得到了齐国，这就是齐简公懦弱造成的恶果。郑国的子阳刚毅好罚，他实行惩罚时，决不宽赦。他的家臣中有个人折断了一只弓，害怕被杀，就趁疯狗造成动乱之机，杀死了子阳。这就是刚毅酷烈造成的后果。如今那些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看到柔弱怯懦的人被欺凌，就追求刚毅猛烈；看到刚毅猛烈的人容易招致灭亡，就追求柔弱怯懦。这是没有根本作主心骨，让所见所闻搅乱了自己的思想，所以一辈子没有努力的目标。好比不懂音乐的人唱歌，低音则浑浊而不悠扬，高音则干涩而不圆润。至于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人的唱歌，是由于愤激的思想感情积聚充盈于胸中，通过音乐表露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让人心产生共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根本，就能确定音调的清浊变化，不受外界的干扰，而自成法度。现在的人就好像盲人走在路上，别人叫他往左他就往左走，叫他往右他就往右走。如果碰上的是君子，就会走上正道；遇到小人，就会陷进深沟。为什么？因为眼睛看不见东西。所以魏国任用楼翟、吴起守西河而失去了西河，齐 王宠信淖齿而被杀死在东庙，这都是由于没有权术来驾驭臣子。周文王两次任用姜太公吕望和召公 而天下大治，楚庄王宠信孙叔敖而称霸诸侯，这都是由于有权术驾驭臣子。
用弹琴唱歌击鼓跳舞来作乐，用盘旋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的葬物长时间守丧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所提倡的，可是墨子却反对；互相亲看，崇尚贤才，敬重鬼神，不信天命，这是墨子所提倡的，可是杨子却反对；保全天性，不让外物伤累形体，这是杨子所提倡的，可是孟子却反对。人们的取舍不同，都只明白自己的主张。所以是与非都具有一定的环境，在一定的环境下是对的，离开了一定的环境就是错的。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的民众，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各不相同，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都具有互相往来的礼节。这里认为正确的，在那里不一定认为正确；这里认为错误的，在那里不一定认为错误，这就好比斧头椎子凿子各有各的用处。
夏禹之时，用五音来处理政事，悬挂钟、鼓、磬、铎，设置 ，用来接待四方之士。发出号令：“用道理来教导我的击鼓，用大义劝告我的敲钟，告诉我事情的摇铎，告诉我忧愁的击磬，有官司要诉讼的摇 。”在这种时候，夏禹吃一顿饭要中断十次，洗一回头要中断三次，就是这样为天下的百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