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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以后，周总理病重，毛泽东同志把重担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中，邓小平开始了以“全面整顿”为中心的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搏斗。
“全面整顿”是一场非常时期的硬仗、恶仗，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魄，挽狂澜于既倒，它的实质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重要领域清除“文革”造成的恶劣影响，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让被颠倒了的历史和社会重新走上正轨。
陈景润的事迹终于传到关注知识分子命运遭遇的邓小平同志那里了。当时不少人认为陈景润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是射向陈景润的一支毒箭，也是长期以来强加在许多业务精深的学者、专家头上的沉重的枷锁，“文革”时期，更是成了那些自己不学无术而专门去整别人的极“左”派的“紧箍咒”。邓小平目睹这股极“左”思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一提起来就怒火中烧：“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完成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神圣职责，陈景润长期以来，废寝忘食，不计名利、地位、条件，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奋力攻关，几乎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何罪之有？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陈景润的精神和品格，就是鲁迅先生所赞颂的高尚的人生。是感叹陈景润在长期身处逆境之中不屈的奋斗精神，还是寄希望于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呢？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一个陈景润，已是在数论中领先世界于20世纪，令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刮目相看，倘若有一千个陈景润，我们就是在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真正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学，主宰近代和未来之神，当中国尚处于“万马齐喑”非常岁月的日子，邓小平就预见了它振兴中华的非凡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是真正走近陈景润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他面对重重压力，能够如此鲜明地响亮地振臂一呼，何其不易，世纪伟人的目光，系着千钧雷霆，也系着世说纷纭的陈景润，这是陈景润的幸运和光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和骄傲。
邓小平是重国情而又务实的。“四害”既除海碧天青之日，邓小平第三次走进中南海，领导全党全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新的长征。此时的陈景润，当然也“解放”了，邓小平仍关心着陈景润的各方面情况，并且，在得知陈景润有具体的困难而他本人又无法解决时，下达过一个这样的指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住房、爱人的调动和配备一个秘书。
一个肩负国家命运的领袖，亲自去为陈景润解决这些凡人琐事，是传奇？佳话？还是声震云天的呼唤？陈景润因此而住进了四房二厅的居室，分居的爱人由昆也由武汉调入北京，李小凝同志当了陈景润的秘书。来自中南海的春风，吹进陈景润的心里，也吹遍了祖国的神州大地。
陈景润是一面旗帜。他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树起来的。
陈景润是一部传奇。他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欢。
陈景润是一首史诗。他展现的瑰丽雄奇，令中华大地熠熠生辉。
陈景润是一座丰碑。他激励着亿万人民去谱写更为壮丽的篇章。
不过，陈景润仍是如以往一样，终日伏案操劳，他仍在数论之海中遨游，搏击风浪、云天。他要把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研究得更为完美，要向那更为诱人的（1＋1）发起最后的冲击。
陈景润走进世纪伟人的目光里，世纪伟人也带着亲切的微笑，走进陈景润的生活中。
陈景润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
1978年春天，耐人品味而又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目光，他复出之后，一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莫道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向禁锢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为解放思想扫清了道路；二是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呼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盛况空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汇聚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消融在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陈景润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陈景润一直在寻思：邓小平的话，几乎把他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北京余寒未尽，但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地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陈景润当然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声雷动，欣喜若狂的人们居然把北京城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象征“四人帮”的螃蟹也被一抢而空。陈景润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坦坦荡荡，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激烈曲折的斗争，拨乱反正之风首先在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揭开雄奇壮阔的一幕。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拾取阳光、雨露，也拾取了那飘逸怡人的春风、花絮。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这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的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陈景润举目看去，所有的人们都在纵情鼓掌，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欣喜。屋顶上那群星似的灯光，闪烁着令人激越的异彩。陈景润扪心自问，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着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记中，政治仿佛就是整人，他处处躲避，但总如福州故乡的一句俗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整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现在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期无端强加在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
时间已经流逝了近20年，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依然感到暖意盈怀，它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它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陈景润觉得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和类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洗刷耻辱的：“‘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什么是白专？什么是又红又专？这是被“四人帮”搅成一团乱麻的问题。陈景润一直被无端地诬蔑为“白专典型”，有一段时间，甚至被剥夺了从事业务的权利，痛定思痛，感慨不已。最困难的时候，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他，给他撑了腰。对于这个问题，终于被邓小平解开了：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话音刚落，一片排山倒海似的掌声，顷刻便回荡在春天的爽朗笑声里。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淋漓，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朗。邓小平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凝聚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扫荡殆尽，拭目四望，碧空如洗，万木争荣。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的书面发言中所描绘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让我们张开手臂，去拥抱它吧！陈景润虽然没有郭沫若那样的诗情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