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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95-1999-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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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海德格尔重视阐述“居处”的意义,确有他的见地。我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
    “居处”把人与自然“分隔”了开来,“居处”使人自由。这倒不是说,人回到家里可以放纵地为所欲为,而是说,“居处”培养了人的一种特殊的态度:自由地对待自然的态度。
    “居处”把人与自然“分隔”开来,不是“隔绝”开来,不是把人“封闭”开来,而是使人与自然拉开了距离,使人与自然有了“间(隔)”,而不是“浑然一体”。“居处”中的人与自然仍然息息相关,但这种关系既不是“实用(践)的”,也不是“理论的”(概念的),而是“自由的”。
    “居处”有“顶”,有“墙”,为避风雨,为防日晒,为遮冬雪;但“居处”有“窗”,近观门前桃柳,陌上桑榆,远眺隐隐青山和天际的白云,时常见到的或是落日之晚霞。自然不仅仅是我的物质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向自然要吃、要喝,为此而辛勤劳动;我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我不受风雪之扰,挑灯夜读,和弦而歌……的确,我与自然“同在”!你是“在”,我也是“在”;我是“在”,你也是“在”。我和自然都“自在”。“自在”即“自由”,“自由自在”。
    “居处”“保护”了人,也“保护”了自然;人“暂时地”不再向自然“索取”什么,让自然“自在”,这岂不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存在”(Sein…lassen),而“让——存在”,正是“自由”。人对自然取“自由”的态度,人“让”自然“自由”。“自由”即“自在”。
    人“让”自然“自在”,自然就向人显示出另一种“意义”。门前桃树,院中梨花,原为“果实”对人有意义——可以食用,而且有美味;但“食用”乃在“消灭”它,我们至今还常说“要把这桌上的菜消灭掉”,至少是“改变”它,改变其存在形态——总之使它不“自在”。如今“让”其“自在”,不采撷它,不吃它,甚至不碰它,它对我则是另一番景象。这种景象,正是那“诗的境界”。
    “诗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是“自在的境界。”
    然而,这样说,是不是“自由”、“自在”的境界是“不劳作”的境界?的确,像“诗”这样的文学,似乎应是与有闲阶级的兴起大有关系的,有了这个阶级,“诗”才作为一种高雅文学成熟、发展起来。希腊人也是这样说的,叫作“悠闲出智慧”。
    然而,Пοιω原是“劳作”、“制作”的意思,这也是希腊人的意思。于是,我们又回到前面说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
    “制作的”不是“理论的”,而且也不是“实用(践)的”,是三个度,不是两个度。“理论”讲“概念”、“逻辑”的必然性,“实用(践)”讲物质欲求的必然性——顺便说起,“必然性”这个词在西文(英文necessary,德文notwendig)原来是指物质需求的必定性的意思,而正是在“制作的”这个度中,具有更多的“自由”的意味。
    人由“居处”培养出来的这种“自由”的态度,使人对“劳作”的观念也起了一种变化,即产生一种“自由”“劳作”的问题,人们意识到,“劳作”不仅仅为“物质”欲求所趋使,“劳作”不是为了直接“占有”,除“占有”性“劳作”外,还有“不占有”的“劳作”——“劳动”摆脱直接实用占有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对我们有过非常深刻的教导。
    不仅不为我“占有”,而且也不为他人“占有”的“劳作”,就是自由的“劳作”,亦即不是为“实用”的、“实践”的“劳作”——即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制作的”度中。πoιω,πoιηтιк,就是指“自由的劳作”,而不同于“实践的”和“理论的”。
    “居处”“栖息”中的人意识到自己不仅可以“自由地”对待自然,而且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我栽种了门前的桃树,不仅为了吃桃子,而且也为“观赏”桃花。为“桃花”而“栽种”,“栽种”就具有“自由劳作”的意味,即让桃树“自在”,让桃花“自在”——当然,同时我这个栽种者也“自在”。
    这样,“自由”、“自在”并不是弃绝劳作,而是使劳作具有另一种性质,具有另一种意义。不仅如此,此种“自由”、“自在”之所以可能,要以劳作为前提,因为“居处”原本是劳作的产物。
    任何劳作都需要“技术”,“自由的劳作”更需要“技巧(术)”。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在πoιηтιк这个度里,强调了“技术”(тχυη)。
    通常认为,海德格尔这些人对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抱忧虑、批评的态度。这当然是正确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控制自然的欲望膨胀,以致忘却了人原是应与自然“同在”的。
    不过,海德格尔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现代技术,太过于强调自身的工具性,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被不恰当地使用了。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并不反对技术,相反,他把技术放到了他的“存在”的层次,与“自由”、“真(理)”等问题联系了起来:技术是“揭蔽”(Entbergen),“揭蔽”、“无蔽”状态,即“真实状态”,为此他专门作过讲演,阐述得很详细。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产生危险(害),而也产生拯救,这个思想很值得我们重视。
    在这个关于“诗意”的讲演中,海德格尔指出,柏拉图在《会饮篇》(205,6)中说过,使“不存在”“存在”的“原因”(ατα)为“制作”(ποησιs),即“制作”是“制作”那原来没有的东西,“制作”为“使存在”,因此,技术就是“使存在”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技术,技术就不是工具性的,不是满足人的主观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是两个“存在(者)”之间的“沟通”方式。“制作”并非仅仅为制作者自身之需要,而是使两个“存在(者)”互相适应,集合于一个世界中,所以制作之活动、技术之把握,不仅仅是为了人的某种主观目的,而且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讲演中还提到现代技术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现代技术储存能量,不同于过去风车式的直接利用能量,但他说现代技术同样应从“使存在”、“揭蔽”方面来理解。如今,我们已进入高科技时代,智能型机器的出现,使技术与科学(知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技术不仅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
    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制服自然的力量,似乎使人的主体性更有膨胀的余地;然而人仍然与自然“同在”。高科技智能型机器的发展,将智能机器化,也给人们提示了智能外在化的倾向。不仅“他人”为“另一个”智能者,而且一切的他者都可能成为另一个智能者。人并不能在最后的意义上掌握、制服他自己的“作品”,更不用说那无限的自然。
    技术——包括高科技在内,同样是“让”“存在”,亦即“让”“自由”、“自在”。人的一切“产品”、“作品”都与人“同在”。人控制着天上的卫星,但当卫星升天以后,似乎就是卫星自己控制自己。卫星自由、自在,人也自由、自在。当然,卫星的程序是人设计出来的,但此种设计本身就是要“让”卫星(升天)之后自己运行。人殚精竭虑制造(作)了星星,其功也浩荡,其绩也伟岸,但天上原有星星,比起那亘古之银河来说,人造卫星又显得相当渺小,就像门前的菜园子,比起那一望无际的原野来显得渺小一样。广义地说,自然(φúσιs)也在制作(ποησιs),小到花蕾之绽放,大到沧海桑田,都是自然的大制(运)作、大手笔,人只是这个“运(制)作”中的一个环节,人亦是自然的作品。
    所以,西方古典哲学在“实践”和“理论”这两个度中,都含有“必然性”的意思在内。“理论理性”摆脱直接实际需求,对世界作静观考察,但遵守着“先天的”逻辑法则;“实践理性”出自“意志自由”,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但“无条件者”却是一道不可抗拒的“命令”,而似乎只当在那“制作”的领域里,在那“技术(巧)”的领域,在那“诗”的领域里,人才有“真实”的——不是概念的、思想的自由,而是“实在”的自由,也就是说,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在。
    就学术言,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研究得太少,国外似乎对这个《批判》也注意得不够,但是大学者却都没有放过它。我想,理解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经费希特特别是到谢林、黑格尔的发展,《判断力批判》是一个关键,因为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那个主客统一的“大全”。当然,也可以把黑格尔的绝对哲学理解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念”论部分的积极发展,但要使绝对理念活起来,成为绝对精神,则没有由谢林所倚重的《判断力批判》不行。
    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重点只研究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我猜想,他故意不说《判断力批判》,为的是把这部分问题留给自己来说。“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正是《判断力批判》中所侧重的“审美的”与“目的论的”问题,亦即“制作”、“诗”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概括地说:“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亦即“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哲学研究所

叶秀山
1995年第10期;总第199期 … 广告


     
    陈独秀遗著  刘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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