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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合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 ○年版,12元;《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阎步克等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4。9元)
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②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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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
《陈寅恪诗集》有一九六二年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不用杨枝伴乐天,幸余梅影晚余妍。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南国有情风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原作“元”,误)。”诗题中“二客”是陶铸和胡乔木,此点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有言及。更重要的证据是,诗题中的“因有所感”即指谈及的著作出版事。《事辑》引交代稿:“又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我早已交给书局,迟迟还没有出版,因此我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胡乔木)笑着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诗中“文章岂入龚开(宋人,入元不仕,抱节终)录”、“名山金匮非吾事”便是由谈话内容引发的感慨。
辛华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近代西潮入侵,不过在沿海小胜中国数次,中国士人的危机感却甚强,咸认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始则认为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继而危机感日深,年代亦复加长,不久乃大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且渐成时代共识,今人亦多视为成说而频频引用之。此中原因甚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大约是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用今日的话说,西方的目的主要不是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这是最可行,也是最经济,即效益最高的取径。
晚清士人喊得最响的就是“亡国灭种”。这里的“种”,也不是生理上的“种”。盖中国人太多,实际上是灭不掉的。种也者,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仍是今人爱说的“文化”。昔日中国士人讲文化,也颇类今天的西人,有大文化小文化或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分。用中国士人的话说,上层文化是“教”,下层文化是“俗”。古代中国人深知文化的敏感性,对待周边的异族,基本是“修其教不易其俗”(《礼记·王制》)。后来异族入主的朝代,对汉人又多反其道而行之,大致是“易其俗不修其教”。尚武的清人最典型,他们对可以当兵的汉人男子,必命其变发式,易服饰,以强调其为“中夏之主”的征服者地位。但对僧道、女子等与军事关系不大者,则任依其旧。在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及学理上,更基本上采汉制。故既有“以夷变夏”,又有“以夏变夷”,妥协的余地尚在。这是后来汉人终能逐渐接受并认同于大清的根本原因。
西人则不然,一开始就表明中西之争最终是文化之争。故西人每战胜一次,都要强调其船坚炮利不过是文化优越的表征,以期通过军事战胜达到文化征服的目的。既然是文化之争,传教士就处于中西之争的最前线了。实际上,传教士也是文化征服事业最积极最坚决的斗士。盖真正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有利可图,有时尚可允许被侵略人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教士以基督教的排他性为基准,眼光也更远大,在文化之争上恰最不能妥协,一定要全面的征服。正因为如此,中国士人所感知到的文化征服之威胁,也多是来自在中西文化竞争中最活跃的传教士。近代以还,反洋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始终是中西之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侵略性质的认识之逐步深入,反洋教的势头也日渐增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更发展成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运动,大陆学人过去却甚少研究。不仅无专著,单篇论文也极少见。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工具书中,通常连词条也看不到。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小题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