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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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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