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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得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
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①。
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便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
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争。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一九二七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
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
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整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一万五千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这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给予南京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贷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象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
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①参阅斯大林著《论反动派》第518…519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注
五（斯诺先生在本书再版的时候曾表示该节内容有误并主动删除，我保留下来，希望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有自己的判断。）
那个外国智囊
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五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过战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
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六天六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获知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它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
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疑义地表现出它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它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它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十九路军在南京破坏它抗日后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