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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处了。‘文化大革命’ 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 “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 “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 “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 “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