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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到了鼓楼广场，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临别前我对老冉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你还得帮我的忙啊！”
他连声地答应着，然后转身直奔通宵汽车站而去。
第一部分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
《文摘月刊》就放在我的枕边，它是惟一的线索，是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如何使用这本《文摘月刊》呢？我想了几天仍没有一个答案。登门送还？未免过于鲁莽。等苗苗来向我索要？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带走了这本杂志，我并没有明确地借阅，是“无意识”地带走的。《文摘月刊》在我的枕边放了一个星期，我的勇气也随着一天天地丧失。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和苗苗的相识，之后一年再无她的音讯，难道这次也这样吗？然后我想到了向丽。
我呼了她，向丽很快回了电话。
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向丽说她正在忙毕业论文，很快她就要毕业了。
我问她：“单位找好了吗？是不是打算留在南京？”
向丽说：“还没定。”
我说：“毕业之前我们总得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
向丽说：“好啊好啊，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给你打电话。”
我很想马上就见到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说的是：“那就说定了，我等你的电话。”
一周后我们见了面，向丽打车来了新华二村，聊了一会儿我领她下楼吃晚饭。饭后回到楼上，我们接着聊天。
显然向丽拿不准我的目的何在，她最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和她上床。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她会同意吗？我无法知道，但我的确没有那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无欲则刚带来的坦然。当然啦，“欲”我还是有的，但针对的不是向丽，神情之间我不免有些心虚，聪明的向丽肯定察觉到了。
卧室电脑桌的抽屉里放着三本书，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两本《华灯初上》，一本《文摘月刊》。两本《华灯初上》我准备分别送给苗苗和向丽，已经题好了字。给向丽的那本上写着“向丽惠存、留念！”，给苗苗的那本上写着“给美好的苗苗！”，那本《文摘月刊》则是打算让向丽捎给苗苗的。
去卧室取书时我不禁又看了一遍题字，觉得非常的不妥，“给美好的苗苗”会把我的目的暴露无遗的。经过一番犹豫，我只带了两本书出来。
回到北屋，我故作随意地把两本书递给向丽，对她说：“送你一本我的小说，做个纪念。”
向丽接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显然很高兴。
我又说：“那本《文摘月刊》是上次去岳老师家听琴会的时候向苗苗借的，你帮我还给她吧。”
我说得很轻描淡写，只说了一遍就没再说了。
向丽说：“好好，我知道了。”
她的手上拿着两本书，下意识地抚摩着，我们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向丽神情恍惚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苗苗，苗苗……”
我没敢接她的话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她的毕业论文上去了。
送走向丽，回到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暴露真正的目标，可付出的代价却十分的惨重。按原计划我不仅要让向丽带一本我的小说给苗苗（作为对借书的感谢），而且还要让她带话，让苗苗有空来玩。可惜向丽只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苗苗收到也就收到了。在她，这本杂志可有可无，在我，却是惟一的道路和线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呵，我竟然就这么把它毫无意义地交出去了，除了证明我是一个有借必还的有教养的人还能证明什么呢？不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很低落，躺在新华二村的那张大床上整天似睡非睡，我一直在想《文摘月刊》这件事。向丽走后的第三天，时近黄昏，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醒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漾起，我翻身下地，心想事不宜迟，若是等我完全清醒了，那股力量就会消失。我不假思索或者尽量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苗苗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苗苗，她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
苗苗“哦”了一声，显得很意外。
我问她说：“向丽把那本《文摘月刊》带给你了吗？”
“《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
第一部分苗苗想来找我玩
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她的电话就来了。苗苗说她今天没事，想来找我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没事儿。” 然后说好了她打车到新华二村门口，我去接她。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傍晚，我站在马路边上，一辆红色的夏利靠了过来，副驾座位上坐的正是苗苗。
我为她打开车门，苗苗忙着掏钱包，我说：“我来我来，你先下。”
我躬身探进出租车，付钱给司机，然后关上车门。夏利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着苗苗。此刻光线仍然很好，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的室外看见过苗苗，觉得很不习惯。她只带了一只装时装的那种纸口袋，正在冲我笑呢。
我说：“我们走吧，先去吃饭。”
食为先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我和苗苗肩并着肩，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过了街。我之所以选择食为先，是因为那儿的生意不太好，没有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果不其然，就我们这一桌。我和苗苗面对面地坐下来，我点了一桌菜，但我几乎没有怎么吃。我这人就这样，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和苗苗在一起吃饭能正常进食至少也是二十顿以后的事。
这会儿苗苗对我说：“你吃啊，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你吃得太少了。”
我说：“我怎么没有吃？我一直在吃啊。”
这几乎成了这次吃饭交谈的主要内容，每过一阵苗苗都会这么对我说，而我总是那么答。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面对苗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似乎也比较内向。
苗苗也吃得不多，一桌菜基本上原封未动。后来苗苗给自己要了一个凉拌西红柿，把盘子端到面前，一片一片地夹起西红柿放进嘴巴里，那上面沾着的白糖还没有完全融化。她就这么吃了很长时间，只吃这一样。我则抽烟喝酒。半杯啤酒下去我的脸就红了，上了这层保护色后我说起话来就比较放肆了。
餐馆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录像，苗苗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漂亮啊……”
我说：“我觉得没有你漂亮。”说完直视着苗苗。
苗苗说：“不会吧，我怎么能和她比？”
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此刻我们相距不足一米，我看苗苗看得很真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那双眼睛，向外突出得很厉害，尤其是当苗苗看电视侧面对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高度近视的缘故。这样的眼睛要是放在别的女孩儿的脸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在苗苗这里就不一样的（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觉得这双眼睛特别美，甚至感人至深。如果我这样告诉苗苗，她会相信吗？
吃完饭，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把苗苗让进朝北的小房间，她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我拉亮了旁边的台灯，灯光通过高帽状的灯罩照射下来，苗苗的身体处于阴影里。沙发扶手上搁着她的一条被照亮的手臂，手臂和手的姿势都很松弛，显得软弱无力。苗苗整个人也软软的，斜靠着沙发，和以前的那个腰杆挺直的姑娘相比判若两人，但我觉得还是同一个人。她的变化以及与想象的不吻合之处让我心醉神迷，使我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谈话干巴巴的，套路一成不变（我和其他女孩儿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说起小时侯，我的婚史、恋爱史，说起朱晔。苗苗专注地听着，很少插话，她有时候笑笑，有时候面无表情，也就是说她的反应不够热烈、热情，不够好奇。我在想，这不能怪苗苗，是我的讲述过分枯燥和严肃了。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她下次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乏味的人啊。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这样的，换一个场合我说起自己的故事来是那么的绘声绘色，甚至于波澜起伏，连自己都会感动。要是我没有把这个优点表现出来之前苗苗就不理我了，那该多么可惜啊。我觉得今天的机会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时不再来，因此必须说下去。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变得语无伦次，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我对苗苗说：“我说了那么多，你也说说你的事儿吧。”
她如梦初醒，对我说：“我的事儿？”
我说：“是啊，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