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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不顾亚历山大的掣肘，实施战略撤退和坚壁清野，在博罗季诺之战中，两位天才统帅旗鼓相当，库图佐夫为保留实力，在重创法军后主动后撤，直至放弃莫斯科。但博罗金诺因为俄罗斯军人的死战，而成为此后所有俄国军队心中的圣地。
在晚年，拿破仑说：“在我所进行的各次大战中，以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一次最槽。在交战中，法军本来稳操胜券。但俄军却成了胜利者。”因为他赢了战役，却输了战略，法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却没能围歼俄军，眼睁睁看着俄军主力撤退。
放弃莫斯科是需要勇气的，库图佐夫可能因此永远离开军队，但他排除了所有的障碍，其中包括沙皇的意志、个人的声誉、甚至全国军民的意愿，下令撤退，他说：“我放弃莫斯科，是为了使拿破仑走向灭亡。”这个命令是人类历史上最富远见的命令之一。
拿破仑兴致勃勃地进入莫斯科，得到的却只是一座空城，欢迎他的不是卑躬屈膝的笑脸，而是半夜燃起的大火。与大火同样高涨的是俄罗斯民族顽强的爱国热情，人民自发组成一支20万人的民军，其中14万人直接参加战斗，其他人则成为库图佐夫的后备队。
拿破仑不得不面对时时窥视在侧的库图佐夫和遍地开花的游击队，面对库图佐夫指挥下的正规军与游击队的联合作战，法军的后勤几乎陷于崩溃。面对这一切，拿破仑充满了无力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俘虏，被局限在敌意重重的俄罗斯大地。
“别看莫斯科落在法国手里，
这件事情不用愁：
我们的元帅库图佐夫公爵，
把他们放进去消灭。
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讨还血债从来不含糊。
今天莫斯科这笔帐，
他们得如数还请。”
1812年10月19日，拿破仑下令撤军。他本来打算挥师南下，就食于未经战火的卡卢加。但接连两战败于库图佐夫之手，被迫从已被法军毁坏殆尽的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
库图佐夫组织俄军转入反攻，法军溃不成军，残部在别列津纳河被击溃，向边界逃窜。库图佐夫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消灭了被认为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大军。
俄国军人们向他们的统帅欢呼：“俄国的救星万岁。”
而库图佐夫向他的部下喊道：“够了，朋友们，够了。怎么能这样？这荣誉不属于我，光荣属于俄国士兵。俄国士兵万岁！万岁！万岁！”
普鲁士名将布吕歇尔在写给库图佐夫的倍中说：“国王命我指挥一个军听从阁下调遣，我不胜荣幸。我将面临着双重荣誉：与战无不胜的俄军并肩作战和执行赢得各国人民钦佩与感激的统帅的命令。我恭候阁下的命令。”
俄军于1813年1月越过边界进入西欧。库图佐夫却病逝于征战途中。
英雄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是人民的悲哀。与亚历山大对库图佐夫的冷漠相比，俄罗斯人民给予了自己英雄应有的荣誉，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跪在元帅的灵车前为他送行，在彼得堡郊外5俄里，元帅的灵柩在人们手中传递，直到把这个伟大的俄罗斯躯体传送到喀山大教堂的墓穴中。
在库图佐夫死后数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地把俄国描述成这样一个国家：它有着勇敢、坚强的人民，他们居住在靠近北极、濒临北冰洋的地方，这种条件造就了他们不畏强暴的性格。
拿破仑说：“一想起这个庞然大物，就令人不寒而栗。既不能从侧翼，又不能从后方攻击它。然而它可以不受惩罚地攻击你，在胜利时淹没你，让你退却到冰层的深处，退却到残废和忧愁的深处。”
俄罗斯不可征服虽然像个神话，但至今没有例外。
拿破仑不是第一个在俄国遭到惨败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他之前，17世纪波兰军队在俄国覆灭，18世纪初瑞典军队在俄国战败；在他之后，20世纪希特勒更是在俄罗斯大地折戟沉沙。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都要归功于气候：“俄罗斯有一位最伟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严冬”。
不过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位伟大的将军应该叫库图佐夫。
但在库图佐夫眼里，光荣属于全体官兵和人民。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的救星，俄罗斯用这个名字来欢迎你们，你们在这次迅速进军中建立起来的不平凡的功绩，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惊奇，并带来了我们永远的光荣。”这是库图佐夫的文告。
在莫斯科的大火里，拿破仑在俄罗斯人民面前黯然而退。
俄罗斯民族的尊严就在冰天雪地中得到捍卫。虽然不停吃败仗，但俄罗斯苦战不休，直到耗尽了拿破仑的最后一丝力量。
拿破仑大军成了逼迫俄罗斯爆发的导火线，就像屡败屡战的彼得一样，俄罗斯民族以自己的顽强和忍耐成就了国家的强盛。
俄国为整个欧洲挽回了败势，而欧洲则向俄罗斯敞开了怀抱，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
俄罗斯这个“寻师问道的学生”，不仅完全被欧洲所接纳，而且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俄国，不仅实现了与欧洲的对等交流，而且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欧洲施加影响。
2、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
就在沙皇扬眉吐气进入欧洲时，一股反抗专制统治的暗流已经在俄国萌芽、汹涌。
亚历山大一世身后的俄罗斯军人，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法国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俄国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一比，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军人突然发现：真正不可忍受的，并非法兰西式的战败，而是在沙皇独裁制度下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1812年的产儿”。
曾亲身在巴黎感受了法国大革命气氛的俄国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写道：
“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有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有多少新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有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像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脑中的原因。”
对这些亲眼看到过法国大革命成果的贵族来说，俄罗斯的一切都显得难以忍受：
当普通法国人可以公开对复辟的波旁王朝贵族高喊平等自由口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农奴却依然在贵族地主的皮靴下瑟瑟发抖；
当英国工业革命的炉火已经燃烧了30年，而俄罗斯的近代化工厂还寥寥无几，仍处于工
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产值远远落在英国的后面。
当欧洲各国普遍认可议会制度，美国已经在大洋彼岸建立了共和国，而俄罗斯依然是君主独裁。
往昔的开明君主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两位大帝的开放姿态，已经让开明之风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心灵。此时的俄国需要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
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在俄罗斯一个世纪的改革中，“国家强大了，人民瘦弱了”。这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俄国的强大没有稳固的基石，国家实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
在强大的俄罗斯军队背后是瘦弱的人民和独裁的君主。建立在残酷压榨上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
在这样的对比下，贵族军人无法保持自己的民族骄傲感。一个军人这样记载：“皇帝在卫兵的伴随下出现了，……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
十二月党人愤怒地质问：“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侮辱吗？”
俄国的崛起，需要新的道路。
彼斯特尔早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俄国的实际和其它国家共和民主制促使他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说：“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
1825年12月，3000名近卫军开进圣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要求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这次起义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
这些受到启蒙运动洗礼的革命者要引领俄罗斯走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在《俄罗斯法典》这一文件中，他们痛斥农奴制：“把他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这是最可耻、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戒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
他们描绘了俄国的蓝图：“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
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在对他们搜身的时候，所有人身上搜出了普希金的诗作，特别是那首《自由颂》。
诗中这样写道：“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