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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必须看着别的国家的眼色，要看别的国家愿意向它购人多少而定。至于后者，也就是那些工农业同时并进的国家，情形却相反，它们自己也生产大量原料和粮食，只是除由自己供应以外还感到不足的部分，才由纯农业国输入。因此就纯农业国所处的地位来说，首先它的农产有效销售量势必要看工农业国家收成的丰歉来决定，其次在销售中还势必要同别的纯农业国相竞争；这就是说，销售情况本身原已很少稳定成分，由于竞争势力的存在，就更加处于摇晃不定的地位。最后农业国对工业国的贸易关系还有遭到全部被破坏的危险，一旦发生了战争，或外国在关税制度上有了新的设施，贸易的局面即将完全改观，这时农业国一方面不能为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找到买主，一方面眼见工业品的供应断绝，势必受到双重打击。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将农业国比作个人时，这个人只有一只膀子，还有一只是向外人借用的，借来的是靠不住的，是不能随时随刻“如身之使臂”的；而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却是两臂齐全的人，他的两只膀子是完全听他自己使用的。
流行学派说保护制度是违反自然的，只是投机政客玩弄的一种花样；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历史证明，保护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达到独立、强盛地位的自然努力，或是由于战争与优势工业国家施行敌对性商业法制的结果。
独立和权力的概念，就是从“国家”那个概念而来的。流行学派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并不是各个国家的经济，而是一般社会或全人类的经济。例如，假使我们设想，一切国家已经在世界联盟的方式下统一起来，那么关于各个国家独立和权力的问题就不再成为研究对象。在这样情况下，各国独立地位的保证，所依据的将只是世界团体的法律条文，就象罗得岛和德拉韦两州在北美合众国中的地位一样。自从这个合众国建立以来，说是其中较小的州想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或认为自己的独立地位没有比它大的那些州安全，象这样的事还没听到过。
世界联盟这一原则是合理的，然而它不过是一个原则而已，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某一国家，预料从这样一个联盟、从普遍持久和平能够获得莫大利益，因此就假定这样一个联盟已经实际存在，即以此为依据来规定国家的政策方针，这就与理性相反，成为不合理的行动了。我们要问，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但是流行学派竭力鼓吹普通自由贸易的好处，劝告一些国家放弃保护制度的利益；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依照它的主张办事时，这个国家所做的，原则上同上述的不合理行动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战争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关系是要起破坏作用的。这一国的农业家因此不得不与别一国的工业家分手。这时工业家——尤其是属于有着广泛商业关系的海军强国的工业家——可以从容地向他本国农业那里获得补偿，或者与别的可以接触到的农业国家发生关系，而那个纯农业国家的居民，在这样关系中断的情况下，却要受到双重打击。
纯农业国居民的剩余农产品将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在原来存在的贸易关系中已经习于使用、对他已组成为必需的那些工业品。现在已经无法获致，于是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他的力量都将趋于萎缩。
但是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农业国，由于战争的影响，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有所减退时，如果在人口、文化和农业方面都已有了很大进展，则国际贸易停顿以后，它的工业将勃然兴起。这时战争对它所起的作用，就象禁止性的关税制度一样。由战争所造成的形势，使它知道了自己建立工业的巨大利益，使它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了战时对外贸易关系的中断，对它实在是利多于弊的。国内会普通相信，它得从农业国地位转变到一个工农业国家的地位，从而在富强和文化这些方面达到最高发展程度。但是象这样一个国家，由战争时期开始，在工业上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以后，如果和平再度确立，而原来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想重新建立这种关系时，双方就都会发现，在战时新的事业已经构成，再恢复以前的关系，就会使这种事业受到破坏。已往的那个农业国家这时就会感到，如果恢复向国外销售农产品的办法，势必牺牲自己成立未久的工业；而那个工业国家所感到的却是，一旦恢复自由输入，它在战时构成的一部分国内农业生产将受到破坏。因此双方都想用征收进口税办法来保护这些事业。这就是近五十年来商业政策的历史。
晚近的保护制度是战争所促成的。我们坚决认为，即使英国在和约告成以后并没有犯那个绝大错误，并没有限制生活必需品与原料输入，从而使战时实行保护制度的动机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下去——即使处于这样的情况，那些列入二三等的工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继续施行保护政策，并使它进一步发展。对未开化国家来说，农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只有与文明的工业国家进行贸易，才能获得进步；但是当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除了自办工业，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它在富强上、文化上达到最高度。因此当战争使一个纯农业国改变了局势，使它得以转变为工农业国家时，对它来说，战争实在是一个福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正是这样，它尽管牺牲很大，但对后代说来，却由此获得了无穷幸福。但是一个有条件可以发展自己工业的国家，如果在和平恢复以后，依然走向纯农业的老路多那就要形成一个祸胎，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比战争本身还不知要大多少倍。
英国在普通和平恢复以后，对于国外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进口规定了限制，从而对它的主要活动倾向一垄断全世界的工业市场——自己加上了一个限度，这对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英国的农业家在战争时期对本国市场供应农产品时，曾居于专利地位，战后如果允许外国自由竞争，当然将感到痛苦，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在后一时期，英国工业将由此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在另一场合，当详细说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将获得十倍的补偿。至于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工业国家，经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战争，在这个期间，它们的农产品一直与英国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因此使它们自己的工业有了相当发展；根据这个情况，也许只须再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严格保护，它们的工业就线以获得进一步巩固，就可以有力量与英国工业的自由竞争势力相抗衡。我们说，处于这样地位的国家，假使在受了将近半世纪的牺牲以后，放弃了自办工业的巨大利益，仍然要从只有工农业都发达的国家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文化繁荣和独立地位降落到纯农业国俯仰由人的劣势地位，那就比英国人限制农产品进口的举动更加愚昧。我们眼看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蒸蒸日上，将与英国展开有力竞争，而它们自己却又综回到单搞农业的老路，这只会使英国看到这种乖谬的举动而快意。
再假定英国的工业界果有充分势力，足以迫使以大地主为主要组成分子的上院和以乡村地主为主要组成分子的下院在限制输入农产品这一问题上让步，谁又能保证若干年以后又一个保守党内阁在新环境下不会改弦易辙，再来一个新的谷物法呢？也许由于又一次海战或由于大陆制度的变化，再度使欧洲大陆的农业家同岛国的工业家分了开来，这时大陆各国在工业上将不得不重起炉灶，倾其全力于克服在开始办工业时势必发生的困难，然后在恢复和平时再将过去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谁又能保证在将来不会有这样的演变呢？
在这样情况下流行学派将振振有词，它会埋怨大陆国家，只懂得在战时建立工业，在和平时期又把它毁掉，这样转来转去，就象西赛法斯的搬运石头一样。然而这样的演变，实际上就是流行学派自己所主张的。
流行学派如果没有从这门科学中（这个学派所研究的尽管自命是科学）把政治因素完全排除，如果对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没有完全置之不顾，以致关于战争对各个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所发生的影响完全不加考虑，那就决不会产生这样荒谬的结论。
农业家与工业家如果同属于一个国家，因此真正在持久和平下结合在一起，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情况下，已有工业的扩充和改进，每一步骤都足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并不是捉摸不定的，并不是取决于国外的商业限制、国外的商业盛衰、国外的政治变动和战争、国外的种种发明和革新、或国外农产的丰歉的；本国农业家不必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不必与它们同甘共苦，他的利益是年年有把握的。不管国外的农产收获如何，也不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争执，他总可以安然脱售他的产品，按适宜的、正常的价格，换回他所需要的工业品。另一方面，本国农业上的每一个进展，在种植技术上的每一种革新，对本国工业都会引起鼓励作用，因为本国农业生产的每一次增长，对本国工业生产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扩张。于是通过这种互为影响的作用，就使作为国家力量与支柱的这两大源泉有了不断进步的保证。
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要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例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