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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餍之求，封建势力在这方面的压迫变本加厉，使农民对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免税权益，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这样情况下，那些主要行业，即所依靠的是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力的那些行业，就无法支持；只有从事于生产供特权阶极使用的奢侈品的那些行业，还能努力争取发展。物质生产者对于热带地区产品既没有大量消费能力，又无法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来偿付，因此国外贸易的发展有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在省际关税的压迫下奄奄不振。
在这样情况下，这就难怪当时一些有思虑的人对当前普通存在的困苦艰难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认为只要农业没有能从束缚中获得解放，有土地有资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的境地，陷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租税依然不能减经，不能由各阶级公平负担，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国外贸易不能发展，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就谈不到国家福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所谓有思虑的人，有些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的宠幸，有些是贵族和教士的心腹或知交，他们对于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是不能、也不会公开反抗的。他们要传布自己的见解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这正同早期以及晚期都曾试行过的、把政治与宗教改革思想潜伏在哲学理论内容中的做法一样。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哲学家，眼见法国陷入了完全混乱状态，就想在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广泛范围内求得安慰，这种情形，就象一户的家长，当他看到家庭四分五裂，无可奈何时，只好从酒乡中寻求一时的享乐一样；现在重农主义者也是学的这个样，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们抓住了这一点真理以后，就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又从中发现了土地的“净收入”这一论点，作为他们早已胸有成竹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学说体系的基本准则：“只有土地能产生净收人，因此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根源。”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无限奇妙的结论——首先封建制度必须铲除，必要时土地占有也不例外；然后，土地既为一切财富的根源，一切租税就应当从这里征收；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特权必须取消；最后必须把工业者看成是不生产的阶级，它不应当负担纳税义务，可是也不应当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关税就必须取消。
总之，他们事前已经有了绝大真理横梗在心头，决定要加以证明，因此就不惜用最荒谬的论点来设法证明他们的那些绝大真理。
关于国家，以及与其他各国相处关系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情况这类问题，可以不必再加考虑，因为这在百科全书里就已经说清楚，它说，“个人福利是以全人类福利为转移的。”因此这里关于国家、战争以及国外商业政策这些问题，就一概不必再加考虑，历史和经验尽可置之度外，或任意加以曲解。
然而这一学说体系有一绝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与工业者的享有特权，而在实际上彼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法国农民遭到了苦难，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科尔伯特不得不代人受过——尽管人人都晓得，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而且就是头脑最迟纯的也懂得，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的主要手段。这些思想家对于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争、路易十五的胡乱花费等等因素，都一概置之不问。
魁奈对于人们反驳他的各点，在他的书里逐条叙入，并逐条作了答复。在他书里出现的、假定为反对者嘴里说出来的那些道理，都是那样的健全正确，而他反驳时提出来的论点却是那样的荒谬绝伦，使人看了简直惊奇之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理论的趋向与法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合，是同那一个世纪流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沆瀣一气的，因此得到了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人们的赞许，认为是智慧的化身。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一章 交换价值理论
（流行学派误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学说，关于国家及国际情况的方面，只是重农主义的延续。这一学说与重农学派一样，并不顾到国家的本质，几乎要把政治和国家力量这些因素完全丢开；它事先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与世界联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国家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主张贸易绝对自由。
他陷入了这样的根本错误，在这一点上同在他以前的重农主义者情形完全一样，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作为一个准则，对于这一准则的赞许是从常识的要求出发的，并不是彻底研究了历史对这一观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后形成的。
那位为亚当·斯密作传记的能手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告诉我们，斯密在他的著作1776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1755年，就已首先有了贸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人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和阴谋家利用作政治活动的材料。这些阴说家在对人事的处理中，搅乱了自然状态，其实人们对于造化只应当听其自然，让它自由行动，从而完成它的目标。要使一个国家从野蛮阶段的深渊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适度的税收与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的一切就会在自然趋势下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向循序而进。任何政府行动时违反了这种自然趋势，要想把资本引向别的途径，或者是要限制社会按自然程序进展，就是逆天行事，这时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会成为专制暴虐的政府。”
亚当·斯密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他后来的一切著作就以对这一点的证明与解释为唯一目标。他1765年游历法国时结识了魁奈、杜阁和重农学派另一些健将，他们对于他上述观点都表示赞同，因此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斯密显然认为贸易自由这个概念是一种聪明的发现，足以构成使他在学术上成名的基础。因此凡是与这个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他总要在他的著作中把它抛开或加以驳斥，他自居为贸易绝对自由这一主张的公开拥护者，他就在这样的心情下进行思考，进行写作；他既已成竹在胸，抱着这样的态度原是极其自然的。
他既已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当他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统计、对政治措施与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评价时，要他不以与他的基本原则是否有抵触这一点为依据而以任何别的一点为依据，这又怎么办得到呢？
从上面所引证的斯图尔特告诉我们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斯密的全部理论是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之内的。政府的权力，除了可以执行法律、征收尽可能少的一些税收以外，就不能也不应别有所为，政治家如果企图建立工业，促进海运，扩大国外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贸易或开拓殖民地，在他看来，这位政治家就是阴谋家，是要阻碍社会进步的。对他说来，并不存在什么国家，只是一个集体，一个由许多个人居住在一道的集体。这些个人关于哪一类工作对他们最有利这一点，他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促进他们的福利，也是他们自己最善于选择。
象这样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地位的论调，只有当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影响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经实际存在的事物，即物质财富，或不如说是实际事物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时，这种论调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个人主义必须获得唯物主义的支持，这样才能把个人从国家、从国家的统一、从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方面而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这一点隐蔽起来。既然价值只是由个人生产的，既然国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动作只应以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为限，那么就必然要设法使人们相信一个光头秃脑的价值理论就是国家经济学。在这样的设想下，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可以概括如次：财富就是对于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是由个人劳动与天然力量及资本相结合时产生的。通过分工，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增长；资本是由于储蓄、由于生产超过消费而累积起来的。资本的总量愈大，分工、从而生产的能力也愈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对私人工业不加干扰，所需要当心的只是司法制度的完善。因此要想凭着国家的法律措施，诱使人民自己来生产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种愚蠢行动。象这样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说明了财富的要素，把生产程序说得那样清楚，把原有各学派的错误揭露得那样透彻，在没有产生其他学说体系时，是不会不受到欢迎的。这一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国中或全人类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说来说去，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完整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得以继续保持。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