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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之间的7场大战都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正是这种需要成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而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促进和发展了银行和金融系统。
在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上世纪和本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越有更多的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银行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作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菲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上个世纪初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上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本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
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这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英国政府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英国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英国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伦敦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英国政府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伦敦成功地成为英国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银行家们的领袖罗特希尔行家族的支持。
金融活动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伦敦就不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的体制在财政领域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也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本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而这些税收进入国库后，为英国政府代理它们的，仍然是罗特希尔德家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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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四章筠仙之助
尽管有种种缺陷，罗特希尔德家族还是把这一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征税的大量财富，这样战时英国就可以开征更高额的土地税和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
然而，不论这个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比起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公共信贷方面的成就来，也就黯然失色了。事实上，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另外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四分之三来自借款。而因为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帮助，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在罗特希尔德家族帮助并参与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英国历届政府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但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反对派激烈的反对，但英国还是保住了“金融革命”的成果。“金融革命”使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帮助。
“金融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别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主教柏克利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他国的首要优势”。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大大增加了其固有的优势。
作为罗特希尔德家族主导的“金融革命”的实际受惠者，和那些皇家海军中不知天高地厚的浪荡公子组成的中层军官不同，西摩尔中将和英国王室及皇家海军的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罗特希尔德家族保持着特殊的尊敬。
“这一次的事件，您无论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我完全支持您的命令。”拉姆齐舰长说道。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所有铁甲舰的军官和水兵全部离舰，战舰暂时由陆战队接管，”西摩尔中将站起身来，“然后成立军事法庭，让他们在法庭上辩论好了，参与这次事件的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您的决定非常英明，这样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发生。”拉姆齐舰长高兴的说道，“还可以让海军部的那帮家伙闭嘴。”
“你错了。拉姆齐舰长，他们一直在等机会，而这次事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西摩尔中将说着，转头望向窗外。看着码头停泊的一艘艘战舰，“我们只要保护好自己就行了，至于这次事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无能为力，看着便可以了。”
听了地中海舰队司令这句怪怪的话，拉姆齐舰长感到有些莫明其妙。但他聪明的没有再问下去。
一个月后，军事法庭现场。